遲福林：經濟增長一俊遮百丑時代已成為歷史

2010年11月05日 18:19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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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屆財新峰會：變革世界的中國策”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以“中國與世界”為主題。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演講中稱，當公共產品短缺成為社會突出矛盾的情況下，增長代替一切已經成為歷史了，也就是說，增長一俊遮百丑已經成為歷史。下面是遲福林發言實錄：

遲福林：首先祝賀財新主持了這樣一個主題重要、層次比較高的峰會。我們這個單元討論“十二五”，為了探討“十二五”，我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出了兩本書《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轉型》，前幾天也翻譯成了英文。這里以處在歷史轉折時期的“十二五”為主題，簡要的提出三個問題，和在座的各位專家和同事做一個討論。

第一，“十二五”我們是不是處在歷史轉折的關鍵階段，或者歷史轉折的關鍵五年。“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提出了一個大方向，而我們討論，或者我們決策者更多的從外部環境的變化看到的這樣一個巨大轉型的巨大壓力。今天，我想從國內的變化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三件事：一是我們中國的發展階段性特征何在？我們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又是一個轉型的大國，發展性的或者階段性的特征應該說十分突出，能不能夠很好的把握階段性特征，這對于我們政策的決定和發展方式的決定具有一些基礎性的意義。我舉一個例子，前不久我提出來“十二五”應當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有的人提出來，別說“十二五”我們十三五”也做不到，不是十年、十五年的事情。這里我想一個問題，我們中國改革開放30年，溫飽問題解決了，告別了吃不飽飯的問題，今天一些發展的問題在哪里呢？我們現實中可以看到，以人的自身發展為基本需求，成為我們這個社會消費的最基礎的部分。農民工和城市化連在一起，“十二五”能不能把相當一部分有條件的農民工成為市民，不僅對城市化進程有重大的影響，而且對于我們實現這樣一個人的自身發展，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有一個極大的意義。我簡要概括，我對這個階段性特征的概括，我們已經總以溫飽為目標的生存階段，開始進入到與人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發展性新階段。我們的發展政策、我們的改革能不能建立這樣的基礎，對于我們轉型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是什么？過去生產品短缺是一個突出矛盾，今天我們面對的是公共產品短缺，取代生產產品短缺，這成為一個現實。當公共產品短缺成為社會突出矛盾的情況下，增長代替一切已經成為歷史了，也就是說，增長一俊遮百丑已經成為歷史。在這樣的情況下，能不能釋放以公共產品短缺帶來的社會需求，需求結構的變化對我們發展方轉變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三是我們面對發展環境的焦點何在？我們現在存在著發展環境面對各式各樣的矛盾，“十二五”或者更長一段，經濟轉型引起的社會轉型問題突出了，環境的焦點何在？在社會、社會矛盾、社會風險，我們已經開始從一個一元社會進入到多元利益主體的社會，所以利益博弈、利益訴求、利益表達是一個基本的常態，能不能夠以社會機制來形成這樣一個利益訴求、利益表達是利益參與、利益協商，這樣一個機制，而減少行政權力對于這些的干預，可能對我們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十二五”從國內來說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歷史轉折的關鍵階段，我們注重外部環境變化的同時，對于我們階段性特征，對于我們面臨的矛盾，對于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有一個清醒的估計。

第二，我們處在歷史轉折關鍵的“十二五”，我們應當做一些什么選擇？由于時間關系，我簡要的說一下。“十二五”規劃提出來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我的理解恐怕重在三個轉變：一是從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發展追求的轉變。在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背景下，如果我們的改革發展政策還是堅持放在刺激物質產品的需求上，在現實生活看到的不僅容易造成生產過剩的危機，可能還會由此引發一系列的社會風險、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我們很難來贏取消費格局和結構大的變化。舉一個例子，從2000年-2008年，老百姓在文化消費的比例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有明顯下降，老百姓支出由2000年13.4%降到2008年12.1%，農村由2000年的11.8%降到2008年的8.5%，為什么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的消費比例反而下降呢？那就說明我們過重的注重物的追求，而忽視了人的自身發展可能帶來的消費結構、消費需求。

二是發展導向要從經濟總量轉向國民收入。這里很重要的在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背景下，我們要堅持GDP總量發展的導向，恐怕投資主導是難以改變的，恐怕政府對經濟，也就是權力經濟的干預只會越來越強，而不會越來越弱。在這個背景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很難轉向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當然，從現實生活來講，實現這樣一個導向，關鍵在于我們今天晚上要作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這里不談了。

三是由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我們現在談發展政策和改革，包括財政稅收的改革，包括國有資本，是不是向著民富優先這樣的調整，還是在總量導向下更多的向政府方面的調整、向財政這方面的調整。財政連續多少年都在2%作為一個整改，老百姓實際收入差2-3倍。所以，“十二五”期間我們真正要把科學發展作為主題，在這三個發展的導向上恐怕要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有此調整我們的政策，由此加快我們的政策改革。第三個轉變，“十二五”處在歷史關鍵時期，我們能做些什么？

外國專家不斷的提出一些問題，在我看來，我們真正擴大內需，未來恐怕重要的在實現四個轉變：一是由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這里面關鍵的取決于收入分配，所以留在今天晚上談，收入分配的改革既是衡量我們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核心目標，也是發展方式轉變“十二五”時期成敗的一個最關鍵的焦點問題。二是由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轉變。這里恐怕既有一個城市化的合理的布局，更有一個隨著中國30年經濟的變化而必須所進行的行政區劃體制改革。三是由中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和變革。這里面有兩個問題需要探討：1、能源的消費總量要不要和經濟增長速度掛鉤，要不要在能源消費總量的前提下制約我們追求速度的傾向。2、核心取決中國在低碳經濟的制度安排。30推動公共產品短缺背景下的改革。這里面最重要的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二五”期間，從我們轉變發展方式，這樣一個大局出發，應該初步形成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格局。二是在此基礎上，應當放開這種教育、醫療等中高要素市場的開放，向社會開放、向外面開放，不要使中國的教育成為拉動世界其他各國教育的主要來源。我們有巨大的消費需求，所以處在歷史轉折時期的中國“十二五”時從國內的發展變化出發，我們面對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我們把這些重大問題解決好了，才能在世界經濟的平衡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我很贊成溫總理說的一句話：“如果我們真正朝這樣的方向把自己的國內的事情做好了，這是最重要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