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實現再平衡就是我們面臨的新格局特點

2010年11月06日 10:32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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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屆財新峰會：變革世界的中國策”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以“中國與世界”為主題。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在演講中強調，當前面臨的新格局，特點就在于要走向再平衡。下面是其發言實錄：

主持人王爍：非常感謝林毅夫先生和羅伯特·霍爾邁茨先生發來的演講。下面有請今天演講的嘉賓，他們是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蘇黎世界金融服務集團亞太及中東地區主席杰夫·呂迪安，印度計劃委員會委員薩米特拉·喬杜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

主持人王爍：各位早上好。歡迎光臨。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經濟新格局，時機非常好，開在中國“十二五”建議規定出臺以后，G20韓國峰會之前，這兩件事情為今天的討論提供了很好的語境，美國量化寬松，全世界都在擔心競爭性的貶值會不會失控，重要決定經濟轉型，這一次大家普遍認為是來真的，但是轉型的痛苦怎么熬過去？經濟增長的舊利和新利的轉換怎么平緩，短期的舉措和長期的制度建設如何匹配？下面有請開篇演講先生吳敬璉先生，吳老無需更多的介紹，大家歡迎。

實現再平衡就是我們面臨的新格局特點

吳敬璉：謝謝王爍總編。開篇講話的題目“什么是中國面臨的經濟新格局，我們應當如何去應對這種新格局”。在最近這段時候，似乎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十二五”標志著著中國經濟發展歷史新的的起點，這個新的時期的新格局有不同的理解。舉一個例子，比如理解新格局就是中國從一個低中等收入國家，我們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但是一個低的中等收入國家，在新的時期中國將要快速的提升，升到中等的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的中等收入國家。要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了。

另外，新的格局的特點就是中國將要在國際舞臺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甚至認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角色。還有一種是說新格局的特點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將要按照以人為本的方向進行快速的調整。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新格局的特點是從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的發展轉變。我個人比較認同第四種看法。不過對于什么叫平衡，什么叫非平衡，什么叫再平衡，它的內容是什么？其實持這種看法的人們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我個人的說法是這樣的，新格局的特點是過去全球經濟一種非失衡的、兩類失衡經濟之間的脆弱平衡已經不能持續了。

新時期的新格局特點，就是要向一個再平衡的方向走去，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能不能在今后穩定的發展，就取決于再平衡進程的狀況。

為了說明我這個提法，需要對平衡、均衡、非平衡、失衡和再平衡作出更加具體的界定。在我看來，在前一個階段，全球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是兩類失衡的經濟，這兩類失衡的經濟是互補的，就像人照鏡子一樣，正好方向相反，但是因為相反兩者之間可以達到某種均衡，而這種均衡是非常脆弱的。這兩類經濟，一類經濟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它的內部的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高儲蓄率、低消費率。中國現在的儲蓄率達到了50%，甚至更高，這樣的水平。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像世界各國也是沒有這樣高的儲蓄率的。另外一類經濟，它的內部失衡的表現是低儲蓄率、高消費率，像美國，美國到了危機爆發以前，儲蓄率已經降到零，甚至是負數。我們從2005年、2006年開始，在中國的經濟學家對于失衡的狀況，中國的失衡的狀況、美國的失衡的狀況作過很廣泛的、深入的討論。這兩種失衡的經濟就本身來說，是無法持續的。因為它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負的大缺口。但是這兩種經濟之間通過貿易的往來，通過資本的流動，卻達到了全球經濟的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是非常脆弱的。是怎么達到的呢？主要通過外匯收支，通過經常帳戶的赤字和結余，通過資本帳戶的流出和流入，達到了全球經濟的平衡。但是這種平衡是非常脆弱的，中國的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是由此產生的。比如內需不足，最終需求不足；比如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差距拉大；比如在各國之間貿易摩擦的加劇，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得非常被動。因為我們為了保持這么一種平衡，我們的貨幣政策就變成被動大量的增發貨幣，就造成了流動性泛濫，造成了資產泡沫的膨脹，造成了通貨膨脹威脅的加大。

大家知道，這一次全球的金融危機也是由此產生的。所以，要真正實現經濟復蘇，走出這次全球的金融危機，那么就要解決一個再平衡的問題。各個國家要實現自己內部經濟的再平衡，進而達到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目前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的包括中國經濟出現了某些復蘇的跡象，但是這種經濟復蘇主要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促成的。但是依靠這樣的短期政策，因為政府的刺激政策是一種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這個短期政策能夠穩住經濟，使得經濟不至于急速地下滑，但是不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僅僅依靠這樣的短期政策，是不可能真正的走出危機。像美國，美國的儲蓄率，就是解決它的內部經濟失衡，儲蓄率有所上升，有輕微的上升，但主要還是靠所謂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它不能解決問題的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最近美國又開始了第二次的數量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保證經濟繼續向好。

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是一語中的、切中時弊

我們去年經濟的增長率達到了9.1%，但是主要的推動能夠保持一個高增長率的因素，是非常寬松，可以說是極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4萬億的投資除了銀行的貸款以外，總量達到11萬億左右的貸款。我們看看結構，進出口是繼續下降的，消費沒有明顯的提高，主要是靠海量的投資。海量的投資雖然能夠使得我們在去年實現了9.1%的增長，但是正像溫家寶總理在天津的達沃斯會議上講的，他的負面的效應也不可低估。所以，溫家寶總理在達沃斯會議上講到，我們今后要把我們的主要注意力從短期的經濟增長轉向解決長期增長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我理解，這所謂解決長期增長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就是要解決我們內部失衡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分析造成內部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們針對造成這種失衡的主要的原因來采取我們的措施。我剛才已經提到了，2005年，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對于內部失衡的原因做過很多很深入的討論，當時大家都認識到中國內部失衡過高的儲蓄率、過低的消費率最深層的原因是因為增長模式或者說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問題。所謂經濟增長模式，核心問題是什么呢？就是在四種生產要素：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和人力資本(專業人員的勞動或者叫做知識和技能)，這四種要素各自在增長中的貢獻有多大，結構是怎么樣的。我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以來，一直采取了一種依靠投資支持增長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說是經濟發展方式，這種增長方式造成的結果就會造成收入分配中資本所有者的收入的份額不斷提高。當城市化進程加速以后，有一個新的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就是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所以在所謂舊的增長方式或者舊的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資源和投資的增加。因為這樣，所以在收入的結構上就出現了一個資本和自然資源所有者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降低。

當城市化進程加速以后，有一個新的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就是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所以在所謂舊的增長方式或者舊的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資源和投資的增加。因為這樣，所以在收入的結構上就出現了一個資本和自然資源所有者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降低。我們都知道，收入水平越高的人，或者資本收入、自然資源所有者的收入主要是政府的收入和最富裕的人群的收入份額提高。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儲蓄傾向是高的，而消費傾向是低的。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收入份額降低，專業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的消費傾向是高的，儲蓄傾向是比較低的，這樣就造成了整個經濟的內部失衡，儲蓄的份額變得越來越高。儲蓄的份額變得越來越高。我剛才已經說過，已經達到了50%的高比重，那么，一個出路就是投資，投資率我們也非常高，現在接近于50%，在46—47%的樣子，這也是一個非常高的比例。

但是還不僅如此，還存在著需求短缺、內需短缺的現象，就要找另外一個出口，就是進出口，或者說“出鈔”，用“出鈔”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這樣就造成了困擾我們多年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如果說不能改變這樣一種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改變這種經濟發展的方式，我們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要從危機中走出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特別是政府的投資。這樣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從去年到今年來看，內部失衡，增長方式的轉變，沒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相反，還有一些惡化的趨勢。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扭轉這種狀況。怎么才能扭轉呢？根本的途徑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或者說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提高勞動，特別是人力資本(專業人員)的勞動，提高他們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隨之而來才會提高勞動者和專業人員的收入在GDP當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轉內部失衡的狀況。

但是，問題來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已經提出至少28年，我們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要把我們的經濟發展轉到以消費提高為基礎的軌道上去。在制定20世紀最后20年計劃的時候，也提出了這樣的目標，這個目標的全文是這樣的“在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到本世紀末(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到了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超額實現了，但是前提沒有實現。所以，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提出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過了十年以后，到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又提出要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紅線。為什么沒有能夠順利地實現我們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標呢？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時候，曾經做過深入的討論。當時明確了一點，沒有實現這個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當時列舉了若干個體制性障礙，這個體制性障礙歸根到底就是一條，即政府仍然保持著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那樣過大地配置資源的權力。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1992年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說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目標沒有實現，在執行十一五過程中，我們又做了總結，為什么沒十一五過期間經濟增長的模式有所改善，但還是不盡如人意。為什么？是因為有利于創新，有利于創業的經濟環境、法制環境沒有能夠建立起來。所以，從我們“十一五過以前的經驗和執行“十一五過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最根本的就是解決體制問題。怎么才能解決體制問題呢？其實很清楚，就是要推進改革，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推進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

最近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很正確的決定，十七屆五中全會作公報》是一語中的、切中時弊，指出了問題的焦點，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想這兩段話值得我們仔細琢磨。“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我想這成敗在此一舉。這一舉不是一個動作，而是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進行的全面的改革，這是需要我們花很長一段時間作出艱苦的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