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發達國家用圍剿人民幣來自救滑天下之大稽(2)

2010年11月09日 16:24
來源：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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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剿人民幣：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日全球經濟界，最令人揪心和抓狂的是：面對黯淡的經濟前景和悲觀的就業數據，決策者似乎早就黔驢技窮。舉世那么多高人雅士、教授專家，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新的對策。2010年IMF和世界銀行年會期間，細聽世界眾多要人的高談闊論，遍讀世界主要媒體的財經評論，預測推理，分析建議，皆是老生常談，了無新意，簡直給人一種“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樣絕望的感覺！

10月11日年會散場，英國《金融時報》頭版標題是：“各國圍繞經濟政策炒作一團”，坦承2010年IMF和世行年會“口水喧囂，不歡而散”，焦點卻是抱怨與會各國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沒有針對人民幣匯率達成一致強硬立場！評論版標題竟然是“是時候對中國強硬了！”文章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破口大罵，說什么“美國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匯率政策的抱怨和指責完全正確。毋庸置疑，中國的匯率政策就是保護主義。中國刻意且持久將匯率低估，效果就等于是進口關稅加出口補貼。”文章公開叫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政府和歐洲各國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中國采取強硬行動！”依照一些英美人物的偏見乃至敵視情緒，好像人民幣匯率升值真的成了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是搞垮中國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為一個中國人，讀到如此厚顏無恥的貨幣戰爭叫囂，如此充滿帝國主義霸權心態的丑陋文字，真的不由得讓人回憶起當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滔天罪惡！難道真要“八國聯軍圍剿人民幣”？

還是鄧小平老人家多年提醒得好：“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7—358頁)。

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談到國際金融、貨幣、經濟政策乃至一切政策，一些西方政客和學者骨子里總是對中國有一種偏見甚至敵意。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基本事實，也是我們思考貨幣匯率戰略時無法回避的重要因素！那么多富裕發達國家聯手來指責一個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操縱匯率，天底下怎么能有這樣的經濟學道理？除了發達國家的“自私、偏見甚短視、遏制中國”之外，理論上的諸多說辭，純粹是顛倒是非的無稽之談。

我說過很多遍，美國聯手盟友高調施壓人民幣，主要是出于遏制中國崛起的長期戰略考慮。其中的邏輯基礎和相關理論問題，容我以后文章詳釋。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這個關鍵要點，奉勸同胞們千萬不要天真！2005年人民幣被迫單邊升值之后，我曾警言：“盡管人民幣已經走上緩慢升值和有管理的浮動之路，美國日卻不會善罷甘休，人民幣升值和人民幣匯率浮動之壓力將長期存在。”當時好些人認為我危言聳聽，嘩眾取寵，結果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美國及其盟友的壓力會越來越大，演變到今天赤裸裸的劍拔弩張！

這一切，皆因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政策出現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困境所致。

發達經濟體今日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既不同于1930年代“大蕭條”，也不同于1970年代“大滯脹”，是一個嶄新的現象。未來的經濟學者和歷史人文學者，估計要忙乎許多年才能理出一個頭緒。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在多個場合指出全球宏觀經濟政策面臨三個最基本的“兩難困境”。縱觀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之經濟政策，皆面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三個“兩難困境”

1，財政政策：持續大規模財政刺激(繼續擴大赤字和債務)之需求與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無法持續上升之“兩難”

2，貨幣政策：持續維持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避免資產價格泡沫、抑制長期通貨膨脹預期、防止虛擬經濟暴漲之“兩難”。觀察多國最近兩年之經濟局勢，貨幣政策對于刺激真實經濟，實際上已經基本失效。

3，匯率政策：渴望貨幣弱勢或貶值來刺激出口與打擊外匯市場投機、避免金融市場過度動蕩、期望全球貿易穩定增長之“兩難”。譬如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勢美元來支持奧巴馬的“出口倍增計劃”；歐洲也希望歐元貶值來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銀行干脆大規模入市干預來阻止日元升值！好一幅“以鄰為壑、競相貶值”之亂象！

問題是：每個國家都希望貨幣弱勢或貶值，怎么做得到呢？大家將矛頭齊指人民幣匯率，豈不是緣木求魚乎？

先說財政政策困境。過去40年來尤其是過去20年來，主要發達國家政府之“高杠桿經營”愈演愈烈，債臺高筑成為常態。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債務總規模與GDP之比例超過了200%。歐元區多數國家之政府債務與GDP比例超過100%甚至150%，連素來以財政穩健著稱的德國，公共債務與GDP之比例亦越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60%“紅線”。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與GDP之比超過80%，加上地方政府債務，比例當然更高，所以美國地方政府最近拼命降低債務規模、“去杠桿化”，結果導致政府大量裁員。

以年度財政赤字與GDP之比衡量，發達經濟體系形勢更不樂觀。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今年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都要超過10%，“歐豬國”甚至超過15%，美國亦不例外。

貨幣亂象源于財政放肆

第一大問題：債務規模、財政赤字與GDP之比例究竟多少合適？歐元區著名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60%和3%兩條紅線，依據何在？是否合理？一直爭論不休。隨著歐元區各國紛紛突破“紅線，依要求或證明“紅線，無理或需要提高之呼聲時有所聞。

有經濟學者說：你看日本債務規模早已超過GDP200%，不是也沒有天下大亂嗎？所以如今好些經濟學者鼓勵政府繼續大搞財政赤字開支以刺激經濟，不用考慮什么“紅線”或未來還不起債的問題。譬如以撰寫三卷本《凱恩斯傳》馳名于世的英國人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近年炙手可熱的美國人克魯格曼，就分別大聲呼吁本國政府不用理會什么財政赤字和債務難以持續之論調，繼續大規模財政刺激才是上策。

反對繼續大搞財政赤字之聲音更大，道理更足。三歲小孩都知道一個天經地義的道理：借債早晚要還，個人如此，企業如此，國家亦如此。還不起錢就要賴債。賴債對國家信用、貨幣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穩定打擊之大，后果之嚴重，史有明鑒，歷歷在目。

國家與企業和個人當然有所不同，享有一些特權。除了公然宣布賴債不還之外，還可以大搞通貨膨脹間接賴債。歷史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賴債不還的“斑斑劣跡”，英、美、日概不例外。拉美債務危機、俄羅斯債務危機之慘烈，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我曾經私下請教多名歐元區高人雅士，他們認為絕對不能排除希臘和其他“歐豬國”賴債的可能性！歷史經驗一再告誡我們：一國一旦陷入賴債危機，信用崩潰，與一個企業和個人一樣，許多年都無法恢復元氣，不能到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經濟金融貨幣體系持續動蕩，經濟增長一落千丈，通貨膨脹如期而至，說是“災難”絕不夸張！

有鑒于此，各國對內債和外債都規定有必須遵守的“紅線”，實在是明智之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就是發達經濟體系“高杠桿負債經營模式”之危機，自然也包括各國政府“高杠桿負高負債”，傷疤還沒好，怎能忘記痛？

經濟理論和歷史一再證明：財政穩健是貨幣穩定之必要條件。法國經濟學家、銀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講過一句名言：“民主扼殺了金本位制！”意蘊何其深遠！民主制度下，政客總要迎合選民的各種“非分”福利要求，選民又要高工資、高福利、舒適工作，又要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標當然美好，而且無可非議，可是天上從來沒有掉下過餡餅，“魚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們為了保住權位，只好大搞財政赤字和“寅吃卯糧”大肆借債，暫時滿足選民愿望再說，總想把債務負擔推給下一代。高赤字、高債務早晚必然導致肆無忌憚的貨幣擴張和通貨膨脹，任何良好的貨幣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早就證明：民主總是意味著財政赤字和高債務。

所以我們看到20世紀的貨幣亂象，無一例外不是起源于財政放肆。民主、赤字、債務不僅扼殺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固定匯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殺了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我不是反對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強調：民主體制、選舉政治、福利制度如何與審慎財政和穩定貨幣相協調？假若我們愿意平心靜氣客觀分析，此大難題才是所有發達國家經濟體系今日面臨的真正經濟政策困境！正因為如此，我才說發達國家赤字財政政策空間已經非常有限，說是兩難恰如其分。

有鑒于此，囿于兩難困境下的發達國家，滑天下之大稽，把圍剿人民幣作為“自救”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面對黑云壓城，中國應如何突破國際輿論重圍，如何打贏這場貨幣戰爭反圍剿，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