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87年金融戰爭另一面：更像是唱雙簧游戲

2010年11月09日 16:30
來源：環球財經

0人參與0條評論

當年日本是金融完敗還是諱勝為敗？

- 《環球財經》編委張捷

我想問大家一個以為早有定論的問題，就是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美日“金融戰爭”中，真的戰敗了嗎？

主流看法認為，利用“廣場協議”，美國脅迫日本讓日元升值，通過犧牲日本解決了美國的“雙赤字”問題。“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而日本在此后近20年中，經濟一蹶不振，似乎更證明了美國的“陰謀”和日本的“愚蠢”。時至今日，很多學者依然以此作為人民幣不能升值的理由。

但是回顧一下歷史，看看“廣場協議”前后(1985.1-1987.12)各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

美元/日元：255→121(貶52.5%)

美元/馬克：3.16→1.57(貶50.3%)

美元/瑞郎：2.68→1.27(貶52.6%)

美元/英鎊：0.885→0.530(貶40.1%)

從數據看，美元的貶值，并不只針對日元，而是對大多貨幣都貶值了，而且，貶值幅度相當。所以，讓日本為美元貶值單獨買單的說法值得商榷。而且，把日本之后20年經濟蕭條的原因，歸咎到日元升值，也過于武斷。因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還有馬克、瑞郎，為何德國和瑞士在之后的20年，沒有出現像日本的經濟倒退？或許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后將近20年的經濟倒退，其根源并不在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另有因由？

我們注意到，正是在日元升值后，日本大量收購了海外的資源，如果沒有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資本恐怕不會那樣充足。而且日本大量在拉美和澳洲收購資源，要知道美國一直把太平洋和拉美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有一句我們熟悉的美國話——“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日本在美國人的后院挖掘資源，沒有美國的默許是不可能的，這應當就是日元升值的交換。結果就是日本取得了超過3.5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控制大量的海外資源，使得如今日本可以在鐵礦石和海運費的暴漲中左右逢源，日本取得這些資源，恰是依靠日本央行的貨幣投放來實現的，日元升值讓他們的購買成本極大地降低。

與此同時，不要僅僅看日本對于美元的升值或貶值，對比其他國家的情況就知道問題的所在了。這期間中國人民幣兌美元的比率從1:3到1:5再到1:8，俄羅斯盧布兌美元更是貶得一塌糊涂，而拉美的金融危機也使各國貨幣貶值巨大，最后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

到了貨幣博弈發展后期，日元再度貶回來的時候，只是對于美元的貶值，而當時的強勢美元也是出于擠垮俄羅斯的需要，因為俄羅斯要出售資源購買民生必需品以維持國家的生存，與現在美國要縮水其超額債務的弱勢美元經濟政治環境根本不同。此時的日元貶值對于出口加工與日本競爭的中國和亞洲“小龍”們，實際上更加難受，因為日本需要進口的資源成本并沒有因貨幣貶值而受到壓力，堤內損失堤外補，日本以犧牲國內制造業而任由資本外流，換來了在全球囤積資源的優勢，這是舍棄短線謀求長期發展的舉措。

同時在此過程中，人民幣對于美元貶值，對于日元就更貶值。當初日本給中國大量的所謂“援助無息貸款”立即就因為匯率的變動，而成為事實上的“高利貸”

在這樣的“金融戰爭”中，日本到底是勝是敗，其實有一個非常容易識別的方法，就是看這一階段其國家的社會經濟是在流入資源還是在流出資源，日本顯然屬于前者，流出資源的則是俄羅斯、拉美和中國。這樣的資源流出把俄羅所從此前的世界第二號強國變成了“國際乞丐”，拉美國家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結果毀于一旦，中國廉價地賣石油、稀土等換取改革開放的第一桶金⋯⋯整個過程中，日本和美國是資源流入國，是得利者，但是日本會哭，哭得很好很可憐，避免了世界的抵觸情緒，就如一個成功的富豪，低調地說自己沒有多少錢，反倒是暴發戶到處炫耀。在此過程中日本的資本因角逐海外市場，國內市場遭受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日本正好借此進行產業調整，從勞動密集的出口加工的“工廠”變成了高附加值產品的世界中心，從工業社會跨越進入后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社會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這些年日本的社會進步非常大，不要簡單地看經濟數據，更要看國家競爭力的加強，日本國內的老百姓是過了一些苦日子，但是換來了長久的利益。日本在所謂的金融戰敗的背后大賺了一筆，在底下偷著樂呢！

《環球財經》編委白益民先生在新著《瞄準日本財團》一書中寫道：“日本這幾十年憑借財團模式的發展，在海外掌握了大量的礦山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銅、鎳、有色金屬。日本是世界最大的金銀鉛和銦的資源國，其銅、鉑、鉭也位居世界前三位，這個數據是對于日本國內積蓄的可回收金屬總量計算得出的。

回頭重新審視結果，美日之間這場所謂的“金融戰爭”，更像是一場“雙簧”，最后大輸家是前蘇聯，捎帶著拉美和亞洲“小龍”們、中國，成功地轉移了世界各國的視線，這不是美日之間的一場war，而是美日主導的一場影響全球博弈和資源再分配的game。認清當年美日“金融戰爭中不為人關注的另一面，對于中國未來政策制定和國家戰略思維，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