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瑞龍：收入分配不改革是忽悠老百姓把農民搬進城導致不穩

2010年11月20日 15:25
來源：鳳凰網財經

0人參與0條評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來源：鳳凰網財經)

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11月20日，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典禮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是一項旨在推動經濟科學的創新與進步，鼓勵原始創新性成果的涌現，促進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性研究的學術性、公益性的專門獎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表示，沒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對老百姓的忽悠，城市化絕對不是把農民搬到城市里面來，單純把農民移到城里一定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將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導火線。以下是楊瑞龍發言實錄：

楊瑞龍：

今天人民大學來了很多的著名學者，我們感到非常榮幸，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還是要依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拿到當前來談還是很有必要的。

過去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就主要來自于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非常核心的東西是市場化，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這種轉變主要表現為在配置方式上的轉變，也就是原來我們在資源配置上主要遵循等級規則，在等級規則下面一切決策權力在政府，財富的創造主體也是政府，財富創造評價的效果也是政府。在這樣的體制里面，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極其缺乏低下，從而導致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效率的影響。后來我們提出市場化的改革，市場化核心問題就是資源配置要遵循產權規則，在產權規則作用下，資源配置主體財務創造的主體由政府轉向企業、個人，這意味著30年時間里邊，財富創造主體發生了轉換，創造轉換過程當中評價機制發生重要的轉換，價格機制的引入。使得我們過去30年里邊，財富創造的能力被極大的調動起來，連續30年平均GDP增長率達到10%，經濟總量現在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們也看到，自于鄧小平新世紀以來，市場化改革對GDP的貢獻率在衰減，人大曾經做過一次報告，在報告當中我們進行計量研究發現，所謂市場化以產權改革和價格改革為核心的改革過程，對中國經濟增長年貢獻率在1978年到1987年大約是14.13%，到了1990—1999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達到23.69%，到2000年到2008年有8.56%，市場化本身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在下降的。不僅如此，伴隨著市場化進程，我們在財富巨大增長的同時，我們也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伴隨著改革而出現的。由于我們追求效率，從而引入經濟刺激，調動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效率本身刺激本身會導致差異，因此收入分配過于加大，伴隨市場化進程而出現，所謂的公平正義面臨著挑戰。

我們為了打破舊體制，我們采取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梯度開發的戰略，這樣的戰略使得我們在政治框架里面我們獲得了市場化的空間，但是改革的結果出現區域發展不平衡，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在三化建設過程當中，我們對外開放，大量利用國外資本、技術，我們也利用國外的市場，從而推進了中國的發展。我們導致了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在對外開放過程當中，由于我們國家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從而成為世界的加工廠，我們獲得的附加值比較低。在過去30年，我們采取了高儲蓄、高投資，從而導致高增長，但是伴隨出現，增長性經濟自下而出現了低消費率的問題。

過去30年，我們實行了政府推動下的工業化，工業化應該說成績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工業化過程當中，我們國家出現了結構惡化、產能過剩，環境與資源壓力過大加大的現實。我們國家在市場化過程當中，我們采取政府導向下的漸進式的改革，這種改革使得我們國家

但是缺點是什么呢？導致了行政權力過度介入市場產生的腐敗，包括經濟上的問題。因此改革到今天，我們確實需要對改革進行全面的認識，怎么樣認識改革呢？當局分歧也比較大。首先，改革的正義性原則確實是當前非常重要的問題，只有對改革或者正義性內涵的肯定，我們才有改革的全面性的支持。現在我們關注改革當中出現收入差別過大的時候，有些人對改革正義性產生巨大的懷疑。過去30年，我們追求效率有沒有問題，我們認為沒問題，為什么？因為鄧小平講得非常清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對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當時為了達到這樣一種改革目標，我們更多講效率是沒問題的，但是追求效率本身會伴隨著所謂收入差異過大，伴隨經濟增長出現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在當前我們更多關注公平是應該的，但是不應該關注公平否定過去以效率為主導的改革。

第二，我們怎么樣認識改革呢？改革收益遠大于成本。我們正視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天上從來不會掉餡餅，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代價的，我們不可能找到一項改革獲得非常大的增長，不付出成本，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不能否定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但是我們要正視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但是不能用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來否定改革。相當一部分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并非是改革本身造成的，相當程度上和改革不徹底不到位有關的。

第三，解決改革當中出現問題的根本思路還是在于進一步深化改革。

未來30年要發展的話，我們要有外需和投資驅動轉向內需與消費驅動的問題，在我看來，這種轉化也要有改革，讓消費啟動，大家口袋里要有錢，大家口袋有錢，沒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怎么可能呢？未來扮演主體，消費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肯定依賴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沒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對老百姓的忽悠。未來30年中國有沒有問題？沒問題，城市化，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40%幾，未來十年，十五年增長15%—20%，中國為的增長動力一點沒問題。但是城市化絕對不是把農民搬到城市里面來，城市化過程在我看來，依賴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沒有配套制度改革，單純把農民移到城里一定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將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導火線。城市化是未來增長非常重要的根源，但是根源背后一定以來與中國深刻的社會制度變革，當然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沒有這種改革，只能說城市化沒有內在的可能性。

第五，防范市場化進程當中的官員腐敗，怎么樣防范，政府職能轉換與政治體制改革。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需要靠新技術、新能源、新產業，也就是說需要技術創新。在我們看來，培養新技術、新能源、新產業，靠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培養新技術、新能源、新產業當中，常常有心插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一般能成事是政府作用，這里面更多要靠需求的技術變遷，所謂需求技術變遷，主體是企業，是個人，而企業和個人背后引導的作用是市場，否則的話，我們可能在新技術、新能源方面造成一種新的產能過剩。非常擔心的是，政府導向下面新能源新技術開發導致未來一個階段新能源新技術的過剩，背后還是依賴于改革，改革是關鍵。今天講這么多是想表明一個理念，當前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如果我們謹依靠政府出臺某些短期性的政策是不能根本性解決問題的。包括張維迎院長所講的觀點，凱恩斯回到亞當斯密無非講的市場內的作用問題，我想過去中國30年依靠改革，未來中國30年如果想保持這樣的增長態勢，我們還是依賴于改革，我們一定要記住鄧小平，我們一定要牢牢按照鄧小平樹立基本改革的路徑往下走下去，這是中國未來的希望，短時期內更多表達的是理念，就實現改革目標來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們仍需努力，進一步為深化改革鼓與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