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韜：現代新聞史上的“南方流派”

2010年12月03日 16:22
來源：《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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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流派”相對于“北方流派”而言，實更近于現代報紙的“正宗”。但在黨內，由于其“白區”背景，反又呈現為另一種“在野”

羅韜

“精神界人非驕子，淪落坎坷以憂死”，聶紺弩這兩句詩，道盡了1949年以后人文知識分子的際遇。新聞界人，作為精神界中最敏感、最貼近政治社會的一群，其淪落坎坷，動輒得咎，就更甚于其他界別。讀到徐鑄成、范長江、鄧拓、惲逸群、王若水、欽本立這些名字，真不勝玉樹凋傷之感。

楊奇先生可以說是“淪落坎坷”的中國新聞界的一個異例。他在上世紀40年代創辦香港《正報》，后任《華商報》代總編輯；建國初參與創辦《南方日報》，1957年參與創辦并主持《羊城晚報》，到八九十年代，又出掌香港《大公報》。到2008年，以86歲高齡，猶在新聞刊物上發表文章，闡揚“文人辦報”的要義。六十年間，雖也歷經坎坷，但仍尊其所聞，行其所知，道一以貫。摩挲他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辦報文獻，怎不令人興“六十余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之嘆？

楊奇先生的閱歷，固然可視為粵港兩地新聞史的重要篇章，而其深層的價值，更有待發掘：以他為線索，可以追尋一個幾乎湮沒于塵世的新聞流派；這一流派自有其獨特的價值觀和辦報風格，對它重加拂拭，將有益于我們述往事，思來者。

一

在紅色新聞史上，曾經有過兩大流派，在辦報風格上，可謂雙峰并峙，二水分流。

受中共西北局、華北局(包括其前身北方局)領導的，以延安《解放日報》、晉察冀邊區《晉察冀日報》為基地的，我們稱之為北方流派，重要人物有陸定一、胡喬木、鄧拓、吳冷西、胡績偉、范瑾、安崗、穆欣、張春橋等。受中共南方局領導的，以重慶《新華日報》桂林《救亡日報》、香港《華商報》為基地的，我們稱之為南方流派，重要人物有夏衍、范長江、胡愈之、胡仲持、邵宗漢、惲逸群、金仲華、廖沫沙、劉思慕、楊奇、黃文俞、李子誦、李俠文，以及欽本立等。北方流派的報紙發行于共產黨執政地區，主要以機關報面目出現。南方流派報紙發行于非共產黨統轄地區，而以左翼的“在野派報紙”面目出現。這是二者的根本區別。

北方流派報紙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末，但真正以一個成熟面目出現，則以“延安整風”，尤其以1942年4月《解放日報》改版、陸定一逐漸主導報紙為標志，使得北方流派的報紙定位得以確立——“報紙是黨的喉舌”(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報》社論《黨與黨報》)。在當時，這是與在全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相聯系的，“北方流派報的重要性與在黨內的正統性不言而喻。

“南方流派”活動于非共產黨統轄地區，辦報與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相表里，他們以在野派面目出現，高樹“文人辦報”的旗幟，以知識分子議政的方式影響“白區”社會。所謂“文人辦報”的源于清末王韜、梁啟超等，他們正是以辦報的方式，從舊式士人蛻變為現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立場獨立，詞鋒凌厲，對當時社會有巨大影響。這里所說的“文人辦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人，而特指公共知識分子。后來“文人辦報”的傳統，又為《申報》《大公報》所繼承。由于中共南方報紙發行于傳統的、自然發展的地區，所以它們多借鑒史量才主辦的《申報》《張季鸞、胡政之主辦的《大公報》等，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參加革命前就已經在《申報》《大公報》工作過，深受其熏染。而特北方流派”則較早師法蘇聯《真理報》，這是“南北兩派”在野源于上的不同。

“南方流派”在香港的辦報實踐，為這一批紅色報人打上了更深的“南方流印記。“二戰”結束后，英國人管治下的香港，取消新聞審查，中共領導下的《華商報》在這樣一個沒有民主卻有法治、開放、自由的環境下辦報，找到了一個極佳的宣傳舞臺：第一，在這個“法治社會”，他們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以合法報紙身份，展開有理、有利、有節的輿論攻勢；第二，在這個“開放社會”，報紙利用了發達、多元的資訊，拓展了國際視野；第三，在這個“自由社會”，養成了這一批紅色報人對民眾知情權的天然尊重。這三點是“南方流派”在香流派上與北方的不同。

從人員成份來看，“北方流派”較純，基本清一色黨的宣傳戰線干部；“南方流派”由于兼有統戰任務，則呈明顯的“梯度式”結構：夏衍、廖沫沙、楊奇是共產黨員，金仲華、邵宗漢是秘密黨員，劉思慕是黨外布爾塞維克，同時團結了一大批左、中翼的報人與文化人。這一陣線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最為鼎盛，這時香港形成了《華商報》與文大公報》《文匯報》大聯合的局面：喬冠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夏衍、劉思慕代表《華商報》與王蕓生、李純青代表《大公報》《徐鑄成、楊培新代表《文匯報》大定期開通氣會，主導輿論，影響及于海內外(楊培新：《董老指示我們在商言商》，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六期)。但隨著新中國的建立，這一陣線很快就從香港分散到國內了。

二

“南方流派”相對于“北方流派”而言，實更近于現代報紙的“正宗”。但在黨內，由于其“白區”背景，反又呈現為另一種“在野”

1937年底，周恩來到太原，與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商定，“周去武漢出版《新華日報》，以后條件成熟了，北方局出版《新華日報》的華北版。這件事使毛主席感到不快：延安也有報刊，你為什么不出華北版，而要出《新華日報》的華北版？”(《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P176)后來事實證明，北方報紙不但沒有受南方影響，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正統地位。毛澤東的這幾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共報紙的南北分野與偏正格局。

盡管《新華日報》曾被毛澤東以頗為夸張的語言表揚為“如同八路軍、新四軍一樣是黨領導下的又一方面軍”，但實際上還是不受信任的。在“延安整風”中，《新華日報》被康生指責為“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言論”(《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P286)。《新華日報》被批，應是與它同當時被視為“教條派”代表的王明、博古，“經驗派”代表的周恩來有較深淵源有關。

“南方流派”報紙更因其遠離中央，統戰功能大，而指導工作的功能小。故其主導地位不及“北派”，是理所當然的。

隨著1949年解放大軍南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在北京，范長江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長，胡愈之、邵宗漢先后主政《光明日報》。在上海，夏衍任市委宣傳部長，惲逸群主政上海《解放日報》，金仲華、劉思慕主政《新聞日報》，徐鑄成主政《文匯報》。在廣州，楊奇、黃文俞先后主政《南方日報》。在1949年底1950年初，“南方流派”在全國新聞界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南方紅色報人”在革命勝利以后，竟然很快感到“勝利后的不安”和“執政后的不適”。關于這一點，“南方流派”的代表人物夏衍在《懶尋舊夢錄》的最末篇章中，花了二三十頁談他在這一階段的“不適”。包括對于解放后報紙的“不習慣”。他對違背新聞規律的不安，其實包含了他在執政環境中自我迷失的不安，文人難以論政的不安。夏衍還在《長江的道路》一文中記錄了他與范長江的一段對話：喉舌不能代表人民講話，那還是什么喉舌？范長江答：不一定?頤鞘巧緇嶂饕騫依玻樟謊錚?/p>

其實范長江本人就是最大的“不適者”。范長江于1952年退出新聞界，是最南方流派”消退的重要標志。后來夏衍對此有明確的分析：解放以后沒有發揮長江的才能和作用，這是蘇聯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現象。(于友：《二十世紀杰出的新聞工作者范長江》，載《廣東黨史》2005年第三期)

“南方流派”的消退集中在20世紀50年代初。大批“南方派報人”離開新聞界，轉入經濟、外交等領域。更多的是因各種原因被迫退出，由“北方流派”所取代：

在北京，范長江于1950年1月任《人民日報》社長，1952年即退出，鄧拓接任社長。《光明日報》是民盟的機關報，先后由“南方流派”的中共黨員胡愈之、邵宗漢主筆政，后為“北方流派”常芝青、穆欣所代替。而其間“反右”的遭際則屬另一話題。

在上海，1951年9月，惲逸群的上海《解放日報》社長一職被撤，由《晉察冀日報》背景的張春橋所取代。1954年，夏衍不再擔任市委宣傳部長，上調中央文化部，從此完全脫離新聞界。1955年6月，《人民日報》(華北局機關報)背景的魏克明進入《新聞日報》任黨組書記，“按金仲華、劉思慕的面貌辦《新聞日報》任(夏衍語)的辦報要求隨后改變。1957年，《文匯報》在反右運動中首當其沖，徐鑄成身陷“陽謀”，欽本立以很特別的原因得以幸免。1960年，《新聞日報》停刊。而《文匯報》在反新民晚報》尚有“南派”報人運籌其間。

在廣州，楊奇先生于建國后，仍以一介報人，以勤以謹，履薄臨深，寄身嶺南。雖然一度被冤“貪污”，但他包羞忍恥，終得仆而復起，于1957年參與創辦《羊城晚報》；及至“文革”再被打倒，歷經十年浩劫后，重赴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宣傳部長，主管6家中資報紙，繼而出任《大公報》社長，為香港過渡期作出了大貢獻。“南方流派”的特色，在楊奇先生身上反而更為明顯了。這真可謂異數也哉！

中國新聞界基本為“北方流派”主導。“南方流派”人員之堅守不易，風格之保持更難。“文革”十年且不論，五六十年代的“南派”風格之就僅幸存滬穗，如絲之未絕于天地之南。

三

在共產黨執政條件下、和平環境中，報紙如何辦？報紙在社會結構中處于什么地位？這是一個同時困擾南北報人的問題。

楊奇先生在“文革”前就提出，《羊城晚報》“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同時是人民的耳目與喉舌”。這在上個世紀60年代，頗使人警醒。這是對“南方流派”早期號角的回響。其實早在1942年9月18日《新華日報》社論就要求自身：“充分具有中共黨報的品質，人民大眾喉舌的作用”(與前引《解放日報》社論自述定位“報紙是黨的喉舌”，時間相差僅4天)。1947年，周恩來在祝賀《新華日報》創刊九周年時題詞：“為人民喉舌，為人民向導”。“人民喉舌，是黨南方流派”難以釋懷的情結。

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以《羊城晚報》《新民晚報》的復刊為標志，“南方流派”開始復蘇。與此同時，“北方流派”的胡績偉提出了“黨性”與此人民性”相統一的問題，在“北方流派”中引起極大爭議，受到胡喬木的強烈批判。而在這時，在“南方流派”看來，“人民性”不是理論問題，而應該是個實踐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中葉《廣州日報》改版時，黃文俞以“行尊”身份向報社提出：把一版交給黨委，其余還給群眾。這句話對《廣州日報》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對整個廣東新聞界也有很大啟示。吳有恒主持復辦《羊城晚報》《把社論專欄命名為“街談巷議”，為該欄撰文時，屢屢呼黨政部門為“當局”。在上海，南方流派老報人欽本立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以民營報紙身份出世。這些南派老報人，行事方式不一，但其內蘊輒有一共通處，就是：回到民間，自覺在野。

他們都是革命黨人，都曾為爭取共產黨的勝利而歷險行艱。但在他們看來，執政只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公平、正義、“人的全面發展”，才是他們至高無上的理想。他們對權力的異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既然政府是社會的守夜人，報紙就要做權力的守夜人。他們的心向著執政黨，但眼睛卻自覺回到民間，要為惟一的無屆期的執政黨作一種“在野的回視”，要作為共產黨的自省力量而存在。維摩詰以眾生病為己病，他們則把民間的疾苦轉化為權力的痛楚，他們對權偏癱式的麻木”有最深的恐懼。這種以保持權力的痛感神經來表達的忠誠，不是所謂的“第二種忠誠”，而是對早年革命理想的第一忠誠。

從“文人辦報” “人民喉舌”，到“執政的不安”，再到“回到民間，自覺在野”，這就是“南方流派”的演進邏輯。

楊奇先生文集的“結穴”之篇，是《“文人辦報”的我見》，楊奇先生和他的同道，對起源于舊中國的“文人辦報”作了復古開新式的詮釋，這是對六十年的報業艱危的悟證，更寄寓了一個革命報人對未來的深長悲愿。

羅韜為《羊城晚報》編委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