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江：東北亞危機呼喚制度化安排

2010年12月03日 16:47
來源：《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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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的東北亞安全“亂局”，不利于“冷戰”結束后本地區形成的商業利益向戰略互信的自然傳導

楊伯江

2010年，東北亞地區安全形勢可謂風高浪急。先是3月發生韓國“天安號”事件，美韓指是朝鮮所為，半島形勢驟然緊張。7月，繼美國主導“環太平洋”多國軍演后，美韓大規模聯合軍演拉開序幕。9月，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中國漁船，中日海洋之爭突顯。11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登上南千島群島宣示主權，日俄關系陷入冰點。

東北亞地區風波不斷，美國“重返亞洲”是背景。臺海局勢緩和、中日韓合作深化、中國影響力上升，促使美國民主黨政府反思小布什“忽視亞洲”的教訓，高調推進“靠前外交”，為地區局勢注入了新變量。美國需要在本地區尋得發力點，通過操控危機“以亞制亞”、維持美國治下的東亞安全秩序。

“天安號”事件就給了美國一個拉緊同盟、彰顯存在感的機會。事件后，美韓頻繁聯合軍演，首次舉行外交、防務“2+2”會議，第42次安保咨詢會議決定設置“延伸威懾政策委員會”，落實美國對韓提供核保護傘、常規打擊能力等承諾，韓國則表示將積極考慮部署美國的導彈防御計劃。同時，美軍向韓方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時間從2012年推遲至2015 年。

“天安號”掀起的蝴蝶效應也波及到日本。“朝鮮威脅論”再度升溫，民主黨政府對美要求平等、自主的政治意愿，被安全危機的升級對沖，圍繞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的美日分歧、中央政府與沖繩地方的爭吵退居次要。要求美軍基地遷往沖繩縣外乃至日本國外，是民主黨對美國主導東亞安全秩序及其軍事前沿部署的一次挑戰，而“天安號”事件使鳩山內閣面對美國和國內保守勢力的雙重壓力，黯然下臺。接班的菅直人政權重走親美老路，按日美2005年原有的協定處理基地問題，同時調整安全判斷，決定采購美國“全球鷹”無人偵察機。

美韓同盟、美日同盟的強化，必然伴隨著美日韓三邊“共助”體制的強化。7月底，日本首次以觀察員身份加入美韓黃海軍演。由于歷史的因素，日韓要結成正式的同盟關系幾無可能，但三方在安全上一系列的頻密動作，無疑是朝著美日韓“無條約式同盟”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美國收緊在東北亞的同盟網絡，直接影響相關國家的政策和外交姿態，對區內合作構成沖擊。8月“日韓合并”百周年之際，菅直人在談話中特意強調日韓之間是“在核裁軍、氣候變動及貧困、構筑世界和平等地球規模的課題上，為幅員廣闊的地區與世界和平及繁榮，建立起合作并發揮領導作用的伙伴關系”，“是共有民主主義及自由、市場經濟這些價值觀的最為重要的緊密鄰國”。其腔調如同自民黨政權時期的安倍、麻生再現，使中日韓三邊合作的政治氛圍蕩然無存。

“聯盟政治”重現？

在美國因素作用下，大國的戰略關注紛紛投向東北亞，搶點造勢，導致對抗加劇。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中國漁船，首次以“國內司法程序”處理，引發外交風波。在對華“嗆聲”、顯示日本有能力支持美國維護其亞洲領導地位的同時，日本朝野強硬派加緊推動安全防務政策的自我松綁。近日出籠的民主黨安全保障調查會文件，建議新防衛計劃大綱將防止對日本有限侵略的“基礎防衛力量”概念，修改為機動應對各種威脅的“動態威懾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把西南方向作為加強軍備的重點。

在地區北部，在美國主導“環太平洋”軍演的同時，俄羅斯在遠東和西伯利亞展開了自蘇聯解體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軍演——“東方-2010”。國際間有評論認為，梅德韋杰夫登上南千島群島“使俄軍事戰略南移，有利于俄軍重返亞洲，其西太平洋出口不必在破冰船的幫助下就能出海”。恰逢此時，越南總理阮晉勇表示，金蘭灣將重新向外國軍艦開放。此間的關聯性令人遐想。

9月，“二戰”結束65周年之際，中俄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在涉及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等兩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戰略協作的重要內容”，兩國核堅決譴責篡改二戰歷史、美化納粹和軍國主義分子及其幫兇、抹黑解放者的圖謀”。10月，中國志愿軍抗美援朝60周年之際，中朝兩國予以隆重紀念。

一時間，東北亞國家關系呈現出新態勢。一面是中美大幅波動、中日強烈震蕩、日俄再度交惡、朝韓激烈對抗，另一面是美日韓拉緊同盟之網，而中俄朝似乎也在相互靠攏。中日強釣魚島事件”發生后，美國迅速表明了美日安全條約涵蓋釣魚島的立場，兩國進而決定就中國問題加強軍事、情報和經濟協調，12月還將專門就日本的離島安全舉行聯合軍演。國際媒體驚呼，中俄朝對陣美日韓的“兩大陣營隱約形成”，東北亞地區“冷戰”時期的“南三角、北三角對峙”格局正在重現。

特別令人憂心的是，相關國家國內政治與地區安全危機相互聯動，使局勢更加錯綜復雜。梅德韋杰夫登島有國內政治的背景，而在“天安號”事件后續處理中，韓國執政黨的國內政治考量也顯而易見。在日本，地區安全危機相外交問題成了個別政治人物和黨派借以操弄以謀私利的素材。2012年將是東北亞各國國內選舉的集中年份，而從2011年開始就將進入“政治季節”。僅從這一角度看，東北亞安全的前景也不容樂觀。

應對之策

東北亞地區“冷戰”時期形成的安全結構至今沒有完全消除，也確實存在著“融合”與“分裂”兩股勢力的較量，各國之間戰略互信極度缺乏。

東北亞當然不會回到冷戰時代。用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的話說，這里實際已經形成了“一個沒有條約的經濟共同體”。中國從去年起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中韓貿易額今年內將超過韓美、韓日貿易額的總和，經濟高度依存、利益深度捆綁已經讓各國難分彼此。但問題是，在東北亞這樣一個情況復雜、矛盾交織的地區，商業利益向戰略互信的“自然傳導”注定是一個極其漫長、曲折的過程，會付出額外的時間和代價。如何依靠政治的力量，加快地區安全的制度性安排，以維護和平、實現和諧，是當務之急。這一點，在這次地區安全危機中已得到充分說明。

首先，應盡快恢復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從2003年到2007年，六方會談共舉行了六輪，2009年4月14號朝鮮宣布退出之后一直中斷至今。國外研究界對六方會談推動朝鮮棄核的效果時有異議，但是，會談即使不能迅速解決問題，它至少可以管理問題、控制局勢。無論是“天安號”事件還是綁架問題，都不應該成為阻礙復談的借口。

從長遠看，有必要將六方會談工作小組會議常態化、機制化，從中形成關于地區安全問題的對話與磋商平臺。以制度性力量保障地區和平與安全，將區內各國間的分歧與爭端納入到這一平臺上來解決，在機制框架之內協商制定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原則和規范。這一平臺保障各國平等對話的權利，各方合理的安全關切都能得到照顧。試想一下，如果已經存在這樣一個多邊對話平臺，“天安號”事件或許會有一個更好的后續處理。

其次，在推動解決傳統安全問題的同時，嘗試安全合作可以先易后難，由淺入深。東北亞地區存在大量跨國界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包括生產走私毒品、恐怖主義、非法移民以及生態環境的破壞、水資源匱乏、酸雨污染面積擴大、農耕森林面積減少、糧食短缺、人口膨脹等等。這類問題大量存在，只是為更突出的傳統安全問題所掩蓋。解決這些問題是各國共同利益之所在，同時也要依靠有關國家協同行動，綜合治理，方能見效。從地區安全機制構建角度看，它可望為各方提供一個更容易跨越的“低門檻”

楊伯江為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