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受挫近30年的鮮為人知的科研實驗
“人工熊膽”,一個持續了30年的科研課題,至今懸而未決。一名環保人士感慨,“人工熊膽”如能成功,就能真正對養熊業起到“摧毀性作用”,上萬頭黑熊的命運也才能扭轉。
73歲的王永金每天踱步到辦公室,喝茶、看報紙。同來的同事越來越少,去年,79歲的楊澤民去世了,另一個老頭張志林患上腦血栓,臥病在床。
辦公室人氣漸息,已面臨搬遷。只有周杰和姜琦還常來,他們原是沈陽藥科大學的黨委書記和副校長。
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人工熊膽課題組成員。他們一輩子試圖用人工合成中藥的方式,替代活熊取膽的藥品。

王永金拿出最初的實驗樣本 (南方周末記者 何海寧/圖)
這是一個持續了30年的科研課題,至今懸而未決。當年有一名大學生剛畢業就參與課題組,現在已退休4年,仍未等到藥品審批通過,他搖搖頭,“很憋屈”
如果不是眼前這場全社會對活熊取膽行業的質疑浪潮,沒有人會知曉他們。一名環保人士感慨,“人工熊膽”如能成功,就能真正對養熊業起到“摧毀性作用”,上萬頭黑熊的命運也才能扭轉。

楊澤民
埋下矛盾的批件
“目前引流熊膽產量已暫滿足藥材所需,也請開發時綜合考慮。

周杰
2月27日上午,王永金翻開4層塑料袋,掏出一個綢緞小盒,歲月已磨損了綢緞面的光澤。里面躺著幾支小試管,裝著二十多年前的實驗樣品。借著光線,老人說:“看,琥珀色的,跟真的熊膽一模一樣。
30年前,1980年代初,當時沈陽藥科大學還叫沈陽藥學院。學校的動物藥室主任有一次參加了全國中藥材會議,帶回一個消息:國家要求研制貴重中藥材的代用品,包括牛黃、虎骨、麝香和熊膽等。
那是計劃經濟和集體利益至上的年代,在一次黨支部學習會議上,時任遼寧省醫藥研究所合成室主任的楊澤民對時任沈陽藥學院測試中心主任的王永金說:“現在國家熊膽短缺,我們是黨員,要響應國家號召。”兩人一合計,開始籌備“人工熊膽”研究所合當時藥學院對膽酸類、動物藥研究有基礎,而且,大型設備的分析力量在全國都屬于前列。”王永金回憶說。
1983年8月,“人工熊膽”科研項目正式立題,楊澤民任組長,王永金是副組長,項目由沈陽藥學院和遼寧省醫藥研究所(后改名為遼寧省醫藥工業研究院)共同承接。
最初的時光是顯赫的,“學院投入了頂尖的力量,前前后后有上百名研究人員。”周杰回憶說。耗時6年后,課題組完成了藥理、毒性、動物試驗等各項前期工作,上報給當時的衛生部藥政管理局。當時藥品審批權限還在衛生部。1990年,課題組就得到了二期臨床試驗的批件。
審批結論稱,“人工熊膽”在質量標準、長期毒性等方面均已符合藥審要求,并認為該藥較日本產品近似天然,而且由人工合成制備比人工引流熊膽粉不影響生態平衡。
然而,令專家們耿耿于懷的是最后一句話:“目前引流熊膽產量已暫滿足藥材所需,也請開發時綜合考慮。”“這句話是代表了熊膽粉(指活熊取膽業)的利益。當時很明顯分成了兩派意見,批件偏向另一邊。”王永金事后分析。
這樣的揣測并非臆測,自1980年代初中國從朝鮮引入引流取膽技術之后,養熊產業迅速在全國推廣開來。姜琦依稀記得,1988年引流取膽制備的熊膽粉就開始審批上市。周杰當時還被衛生部邀請去成都參觀一處養熊場,同行的有二十多名專家。他看到五百多頭被固定在鐵籠里的黑熊,身上插著一根導管,不得動彈,只能嚎叫。
如今致力于拯救黑熊工作的亞洲動物基金外事總監張小海也記得另一個細節,1980年代初,四川資陽一個科技局干部養熊二百多頭,被作為政府推廣的示范點,“當時養熊業就是政府帶領農民致富的新途徑。
“在那個時候矛盾就開始產生了。”周杰如今指著1990年的那份已經泛黃的批件感慨道,只是他們并沒有料到,還有整整20年受挫的時光在那等著。
13年補充實驗仍未定
“聽說國家不審批‘人工熊膽’,企業也不想再投入了。

姜琦
課題組的專家們反復分析1990年批件,認為這分明是暗示他們停止研究。但專家們不甘心,“我們采取一是不理會,二是有阻力就耐心說明的對策。”王永金說,因為他們相信,引流取膽終不會長久。
課題組迅速在1992年完成并報送了二期臨床試驗資料。但他們仍未能得到藥品生產的批件,上面要求補充臨床試驗。
“我們認為這是違反新藥審批程序的,應該在一期臨床就一次性告知。”姜琦說,“不僅是錢的問題,而且反復耗費了大量的時間。”沒想到的是,原本只需1年零1個月完成的補充試驗,卻變成了13年的持久戰。
當時,“人工熊膽”課題是由東北兩家國有藥企投資,后來國企改制風潮下,兩家藥企都被改制,成為私企了。而一個壞消息從投資方傳到課題組,“聽說國家不審批‘人工熊膽’,企業也不想再投入了。”周杰回憶說。
補充臨床試驗是在沈陽、上海的3家醫院進行,只需8萬多元就能拿到臨床資料,資金卻意外斷鏈了。周杰被迫開始“跑項目”,其間不乏青睞者。“2001年有一個和史玉柱合作搞‘黃金搭檔’的人找到我們,想合作,跑到北京咨詢,就沒了消息。還有兩個香港人,也想合作,結果上北京咨詢之后也不干了。傳回來的消息都是國家不批了。
最后周杰自己籌錢,到臨床試驗的醫院取資料,按規定需3個病種480例。由于隔的時間太長了,醫院已找不到當年的資料,只拿到了100例痔瘡資料。
這時審批部門已經改弦更張,由國家藥監局藥品審評中心(下稱藥審中心)負責新藥審批。
養熊業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黑熊、棕熊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國家禁止商業性出口含熊膽制品,不再批準新建養熊取膽場了,一系列黑熊養殖的技術管理規定也陸續出臺。一些環保NGO開始了救助黑熊的行動,與各地林業部門合作,淘汰了一些養熊場。“當時一些養熊場都絕望了,覺得辦不下去。資陽那家養熊場在2005年也賣掉了黑熊。”張小海回憶說。
課題組的專家們在沈陽的辦公室里,目睹著這些變化,一度樂觀地以為人工熊膽的時代就要來了。一名沈陽藥科大學的畢業生看中了老師們的項目,投資進來,解決了研究經費的燃眉之急。他們決定最后一搏。
“改名就是前功盡棄”
牛黃、虎骨、麝香等貴重中藥材,替代制品也都已經上市,獨獨熊膽遠遠被落在了后面。

王永金
2005年,課題組收到了第二次補充臨床資料的通知,此時,距離課題研發,已經22年過去了。
專家們等不及了,“當初二期臨床方案就是衛生部自己委派的專家設計,后來這些補充資料中有些都是重復的。
課題組的不滿還來自一場改名風波。2003年,他們收到藥審中心通知,“本品(指‘人工熊膽’)與天然熊膽的功能組織相差懸殊,兩者不能互相完全替代,名稱為人工熊膽不合理。”姜琦復述了通知內容。
這個結論與1990年批件相差甚遠,“我們非常吃驚。”姜琦說,專家們反復研究通知內容,最終決定做出強硬回復:不同意改名。“我們認為,‘人工熊膽’的臨床方案是同天然熊膽等量等效替代觀察的,按天然熊膽的組織功能設計,而且多次經衛生部藥審辦通過,評價很高,怎么能說相差懸殊!”
姜琦介紹說,以前往來文函都是用“人工熊膽”的名稱,而且經過了兩屆專家審評會通過,“政策必須要有延續性”
2004年,藥審中心再次下文,又一次要求改名。課題組的態度依然強硬。“改名就是前功盡棄。”姜琦一字一頓地說,“我們要把項目堅持到底,并向國家藥監局提出,可以重新提出病種補充臨床方案,如果還不充足,我們可以做第三期。
2005年的通知文件最終沒有再提改名事宜。兩年之后,2007年,課題組將第二次補充資料全部遞交給藥審中心,再度等待。
在這期間,王永金經常跑去北京匯報,還給相關部門寫了5封信,都杳無音訊。而他們推測的“對手”,養熊業卻在國家的一再規范下再度飛速發展。早期為脫貧的養熊散戶慢慢退出了市場,或者轉入秘密養殖。各地出現了不少養殖企業,并形成了一個完整商業鏈條:從養熊場到制藥企業,再到營銷體系。
截至到2010年5月亞洲動物基金統計的數據,國家藥監局批準的含熊膽藥品已有240種。專家們無奈地發現,1980年代初同期開始研制的牛黃、虎骨、麝香等貴重中藥材,替代制品也都已經上市,獨獨熊膽遠遠被落在了后面。
藥效仍存疑?
“他們的研發趕不上申請時的標準。

張志林
主管部門其實并沒有置之不理,2008年、2009年,國家藥監局藥審中心召開了兩次“人工熊膽”專家咨詢會。
高益民參加了后一次會議。他是衛生部新藥審評委員會前3屆委員,參與起草了新藥審批法規,“人工熊膽”二期臨床方案也是他設計的。
當課題組找到他時,高益民已記不清那次臨床方案了,他也很吃驚:“我以為都完成上市了,像這種經過3次評審會都還沒通過的,絕對很少見。
“我內心是希望人工熊膽能夠成功,來替代天然的,這樣可以避免熊受虐待。”高益民說。他覺得,“人工熊膽能研制的難度不會比牛黃、虎骨等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當初他設計的臨床方案模式是與麝香的一致,很難理解為何會再三被要求重新補充修改。
為什么遲遲不獲批?記者始終未獲得國家藥監局的采訪答復,而藥審中心當年組織的一些專家接受了記者采訪。
74歲的翁維良是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3月1日,他告訴記者:“合成以后的藥效能否達到最新的國家標準,通不通過,不能光看研究者的說法。真正要達到標準,需要很多次實驗和改進,過程非常復雜。
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眼科主任郭承偉認為是課題組的人工熊膽仍沒有達到當時的國家新藥的標準。“他們的研發趕不上申請時的標準。”郭承偉解釋說,國家這幾年新藥審批越來越嚴格,經常修訂。而人工熊膽課題組在前一次沒有通過后,按照改進意見進行調整,卻沒有注意到新條例和評審標準的變化,所以還是不能通過。
而課題組專家們堅定認為1990年的批件已經肯定“人工熊膽”的成效,而且,他們已反復根據標準進行補充臨床試驗,不應當存在與新藥標準不符合之處。
對于“人工熊膽”的有效性,他們很自信。2月27日,王永金拿出一疊材料,指著其中的各項圖譜和數據說:“我們做出來的圖譜和天然熊膽很相近,說明是可以替代天然熊膽的。
而且,課題組專家們卻覺得審評會上并沒討論技術問題,卻一再感到來自養熊業的壓力。“有專家提了很奇怪的問題,庫存的兩噸熊膽粉怎么辦?”姜琦說。
2009年那場咨詢會會場氣氛很凝重。高益民記得自己發言談了兩點,強調政策必須有延續性,不能反復修改,也希望雙方都能遵照新藥審批法規的指導原則。他說得激動時,拉開了椅子。
最終專家意見不一致,藥審中心決定性的文件也一直沒有下發。一晃2年又過去了,“我們一直在等,是繼續修改還是否決了,我們希望有個明白結果。”王永金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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