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法》修訂草案下發各方激辯多項敏感問題

2011年03月04日 22:45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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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娟 程志云

備受矚目的《基金法》修改再有新突破。近期，《證券投資基金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下發至基金公司等相關機構，各利益相關方做出積極反應。

一位監管層人士直言，修訂后的《基金法》將決定未來中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道路，接下來還將會有數次討論和修改。

這次草案中，目前爭議較多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和涉及公募基金從業人員投資股票、股權激勵等問題第一次在被上升到法律層面寫進草案。

但修法的草案中涉及到的諸多敏感問題，依然在行業里引起諸多爭議。本報在采訪中發現，即使是曾經參與討論或者監管層人士也對草案修訂的法條有不同的解讀和意見。

陽光私募的新通道

此次的《基金法》修訂草案將“證券”的外延擴大到了包括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股權，并用單獨一章闡述“非公開募集基金的特別規定”

草案第十章規定，非公開募集基金的管理人，應該按照規定的條件向證監會注冊，規模和人數沒有達到規定條件的管理人豁免注冊，但需向基金業協會登記。還規定，經注冊的基金管理人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獲證監會批準可從事公募業務。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非公開募集產品的管理人既包括通常所說的私募股權基金即PE，也包括發行信托產品的陽光私募證券投資基金，這一點并沒有在法條中進行清晰區分。

但是對于目前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來說，毫無疑問意味著今后投資證券不需要再繞道信托公司。中國人民大學商法所所長劉俊海教授認為，目前的草案可理解為，注冊后的陽光私募公司將可以如同公募專戶“一對多”業務一樣，直接發行產品，不再需要借道信托公司。但是他說這并不沖突，信托平臺上的私募模式也可以繼續，“這意味著陽光私募的發展多了一條通道，道路越來越寬了”

修訂草案中，并沒有出現“私募”的字眼，而是將公募公司和私募公司統稱為“基金管理人”，法律的區分是按募集方式不同。

曾經參與修法討論的一家私募公司人士稱，修法小組內一些人的觀點是，公募本身也在發行非公開募集的專戶產品，這已經打破公、私募的傳統區分。

雖然沒有正式收到該草案征求意見稿，但許多陽光私募對這一草案極為關注。正在計劃發行新產品的北京和聚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澤剛告訴記者，目前一些大銀行推出了陽光私募公司的“白名單”，許多私募都在爭取進入該名單，這兩年要做的是把業績做好、規模跟上，為將來可能獲得監管層認可的資質做準備。

目前，這些陽光私募的數量已經達到200多家，發行產品千余只。據不完全統計，其中管理資產規模超過30億元的陽光信托私募已有20家左右，少數公司管理資產規模超過50億元，儼然是一家小型公募基金公司的規模。

記者了解到，目前的草案為非公開征求意見稿，主要向法律界、基金業征求意見，但信托公司們對此十分敏感，對于他們而言，很可能將失去陽光私募的一大塊蛋糕。

一位接近銀監會人士指出，這次修法銀監會的參與程度很低，而現有的信托形式中陽光私募符合信托 “一法兩規”的框架，且經過幾年來的市場檢驗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模式，具有歷史合理性，應可繼續發展。

目前，證監會已經暫停信托公司證券賬戶開戶一年半之久，自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受存量賬戶減少的影響，陽光私募發行的數量已經明顯減少。

新一輪奔私潮？

修改草案對于公募基金公司的激勵也有突破，例如將有條件地2允許基金從業人員投資股票，提出可“實施員工持股計劃”，但公募基金公司的準入門檻卻依然沒有突破壟斷。

草案第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管理公開募集基金的基金公司，主要發起股東應當具有經營金融業務或管理金融機構的經驗，且注冊資本不低于3億元人民幣，發起成立基金公司的注冊資本仍為不低于1億元人民幣。這意味著，非金融機構以及自然人依然難以發起成立基金公司。

其實，早在2007年，南方、博時、嘉實和易方達等公司都曾醞釀過股權激勵方案，當時一些提法是，員工持股不能超過總股本的25%。

有市場人士認為，現在還看不出來，對于激勵條款的修訂是否能穩定住公募基金業的競爭核心——人才。

Wind統計，截至3月3日，今年以來，共有13家基金公司的14位基金經理離職。這或許只是個開始，往年，在三四月份上一年度年終獎發放完畢后，基金經理離職才真正涌現。

“今年會是個政策觀察年，有一些基金經理在等待《基金法》最終的方向確定，觀察公募激勵和私募前景哪個更有吸引力。”上海一家公募基金公司高管稱。

不過他認為，“目前的草案對私募基金的口子放得很開，想象空間太大了，一定會引起行業格局的變化，現有股東體制下的公募基金競爭力不足，可能會受到私募的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草案首次對“公開募集基金的服務機構”單獨列章，而證監會一直積極鼓勵第三方銷售機構的發展，大幅降低了第三方銷售機構的準入門檻，包括允許符合專業資格的個人創辦，該辦法出臺后，基金銷售圈就已經暗潮涌動。

日前，上海一家合資基金公司的市場業務負責人已經轉投第三方理財機構朝陽永續，深圳、北京的一些大型基金公司負責市場業務的高管，也都對轉投私募或第三方銷售動了心思。

基金公司內部，市場部門承擔著沉重的銷售任務，但與投研部門相比地位相對較低，在多年的高強度工作壓力下，目前基金業正在出現一股“市場體系奔私潮”

模糊與爭議

一位私募基金人士注意到，雖然將所有資產管理業務都納入了證監會的監管范疇，但是目前私募基金的信托理財產品歸誰監管并沒有廓清。

他說，《基金法》的修改草案中，并沒有明確規定監管的主體，這個尾巴還留存著。草案通篇是以“國務院證券監管機構”作為監管部門，但多處留有余地，提及“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全國人大一位人士透露，私募基金監管權的問題在調研中多次涉及，也是最難解決的部分，修法過程中多方都刻意回避這個問題，最后或將由國務院來協調決定。不過他認為從法理和國際慣例上講，無論股權還是證券私募基金的監管都應由證監會負責。

“我們現在很關注信托設立新證券賬戶的問題，是時候建立銀監會和證監會就私募信托的監管對接通道了。”接近銀監會人士稱。

劉俊海認為，“不同監管部門各自為政，但法乃公器，不應成為逐利的工具，這樣有違立法對于中小投資者的服務性。”他認為可以確定一個聯動高效的監管機制，即使形成監管競爭也是件好事。

《基金法》“五十九條”的變化更是爭議不斷。一些業內人士認為，草案不應進行修改，如果允許基金公司投資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聯方股票或債券，會存在嚴重的利益輸送問題，指數基金的跟蹤誤差等問題不應成為理由，立法的初衷應是為投資者服務，而不應是為管理人或股東服務。

但也有很多機構對原五十九條規定不滿，例如中信證券，由于其控股華夏基金股權，投行業務與華夏基金的投資業務發生沖突而受到較大影響。

對此草案爭議很大的一點還有，現有的草案并沒有將《證券投資基金法》改名為《投資基金法》改而是將“證券投的定義擴大到包括非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股權，但這超出了現行《證券法》的定義擴大到包括非

該草案首次提出基金的三種組織形式，也有專家認為，對于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基金應屬于基金組織形式還是管理人組織形式的表述不清。

一位多年從事基金法律顧問的資深律師還認為，從學院派的角度看，目前草案的章節架構不合理，對非公開募集業務的表述顯得 “囫圇吞棗”，只有標準化、集合計劃形式的公募產品能稱之為基金，非公開募集的資產管理產品不能統稱為基金，不能簡單按照募集方式分類。

不過，人大財經委修法相關負責人的觀點是，立法的傳統即僅規定原則，而不對監管主體、具體業務做詳細解釋。

記者了解到，人大常委今年的立法計劃中并沒有《基金法》修改一項，如果各界意見較大，草案的定稿將可能較大幅度修改，而最終法律的出臺還要經過人大常委的三次審議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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