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勛：企業家不應成為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幫兇

2011年03月15日 10:15
來源：《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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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安全感來自于對人身自由和隱私權的有效保護。在任何情況下，企業家都不應當成為政府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幫兇”

王建勛/文

個人的安全感來自于對人身自由和隱私權的有效保護。在任何情況下，企業家都不應當成為政府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幫兇”

老大哥看著你，你所做的一切都在老大哥的眼睛下。這是奧威爾《一九八四》里的場景，人們仿佛生活在一張無縫的巨網之下。

這種場景很容易借由技術手段走向現實。據報道，北京市科委目前正在籌建“北京市市民出行動態信息平臺”，將以通信公司1700萬手機數據為基礎，通過蜂窩位置技術獲取手機用戶活動的實時信息，掌握居民的居住工作情況，建立出行動態信息平臺，目的在于“提高市民出行效率，緩解交通擁堵”。這項計劃面臨公民隱私權和安全感的巨大爭議。

“提高市民出行效率，緩解交通擁堵”，這目的聽起來不錯，似乎也有一定正當性。但是，目的正當性不能為手段的不正當性進行辯護，只有當手段自身也具有正當性且恰到好處時，一項政策或者制度的合理性才經受得住憲政與法治的拷問。

判斷一項政策或者制度是否合理，需要同時考慮三個要求：一是目的是否正當，二是手段是否正當，三是手段是否恰到好處，有沒有擴大化。

為緩解交通擁堵而搭建“出行動態信息平臺”，建立在獲取用戶活動信息、掌握其住行情況的基礎之上，涉嫌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在一個法治社會里，個人的身體、行動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受到法律保護，未經當事人同意，任何人或者組織不得擅自收集、使用或者披露。

中國《憲法》第四十條稱：“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毋庸諱言，手機用戶的個人和行動信息是受到保護的，未經法定程序，根據基站發出的信號掌控個人的行動和生活信息，是對用戶隱私權的侵犯。

在很大程度上講，個人的安全感來自于對人身自由和隱私權的有效保護，即一個人不必擔心自己的人身或者私密信息在他人的掌控之下。在人類法治史上，為了保護個人的人身自由和隱私權利，一些國家確立了“城堡原則”——未經當事人同意，任何人(包括政府)不得擅自闖入一個人的家園或者住所。英國法官庫克爵士說：“每一個人的住宅對他來說就是城堡和避難所，不僅是其憩息之處，而且是其抵御傷害和暴力之地。

古羅馬哲人西塞羅云：“有什么比一個人的家園更加神圣、更加強烈地受到虔誠的情感護衛嗎？”

在現代法治社會里，“城堡原則”演化成一個憲政原理，即個人的人身、住所等不受政府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這種搜查和扣押不僅包括身體的或者物理意義上的查扣，而且包括對個人電話和通信的非法監聽，以及其他形式的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通過手機信號監控一個人的行蹤和活動違反了這樣的原理。

對于保護個人隱私，不僅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一些企業也負有法律上的義務。在現代社會里，隨著技術的發展，個人信息越來越多地掌控在一些企業手里，通信公司、互聯網公司就掌握大量的用戶信息。一個人一旦接受這些公司的服務，不可避免地將一些個人信息透露給它們。從法律上講，用戶和公司之間形成了一種契約關系，對于用戶的信息，公司負有保密義務，不得擅自向他人(包括政府)披露這些信息。

據報道，“北京市市民出行動態信息平臺”的實施方案由通信公司提出。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合同締約方理應保護用戶隱私，否則即是侵權行為。

盡管我們不應對企業家有太多的道德要求，以免扭曲其適當的角色定位。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企業家都不應當成為政府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幫兇”，不應當為政府戕害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提供任何幫助。這是企業家必須堅守的“底線倫理”

企業家們主動放棄充當同謀或者“幫兇”的機會，尊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一個法治社會才有可能。同時，司法亦應獲得獨立地位，將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繩之以法。

如果企業家沒有實證法上的配合和服從義務，則其與政府之間的“合謀”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惡”。進一步，即使他們有實證法上的義務，他們也應當拒絕，因為它違反了更高的“善”——作為基本權利的個人隱私。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的不合作在性質上類似于“公民的不服從”行為。

最后，應當指出的是，為了緩解交通擁堵，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改善道路狀況、提供交通信息等，為何偏要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呢？別忘了，一旦有了“老大哥”的連那些設計和利用它的人也將在其眼睛之下。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