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深度協商重塑國際交往范式

2011年05月10日 02:17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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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為期兩天的第三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拉開帷幕。本次以“建設全面互利的中美經濟伙伴關系”為主題的對話，在議題設置上凸顯出了全面和務實的新特征。這既反映在中美在經濟對話層面設置了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等四項務實的議題；同時中美戰略安全首次置入對話更映襯出雙方在增加戰略互信方面的務實努力。

當前中美在戰略互信方面缺乏有效共識為不爭之現實，但把雙方戰略互信的不足詮釋為中美S&ED對話的障礙，并由此把中美利益博弈框定為利益再平衡式沖突的戰略，則是認知上的誤區。殊不知，正是中美在諸多問題上缺乏有效的互信共識，且中美利益博弈并非完全沖突的零和游戲，雙方才積極探尋協調利益分歧的競合對話機制之可能。

以人民幣匯率為例，當前中美都認為人民幣問題是匯率機制問題，美方在表觀上給人以更注重人民幣升值幅度，源自美方認為當前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妨礙”了人民幣回歸均衡狀態。這與中國強調人民幣匯率機制重要性并不存在聚焦點上的分歧。所不同的是中國貿易部門的市場化獲得極大收益，但匯率管制卻使政府包攬了匯兌風險損益——即人民幣匯率收益與風險的不匹配性。這意味著美方若看不到“正是中國外匯市場缺乏有效的風險管控產品和服務管理外匯風險”這一牽制人民幣匯改進程的現實問題，那么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將缺乏起碼的利益共識。

本次中美對話把人民幣匯率問題分散到貿易與投資合作等議題內，透射出目前國際政經形勢的變化正在改變國際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形態，這使中美在貿易和投資合作等方面存在日益廣泛的共同利益訴求和合作空間。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融資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正抬高國際貿易成本和風險，如最近美國制造業出現的舊產業回流跡象，至少反映危機前在發達市場投資收益率低、且醞釀向中國等轉移的制造項目，目前在發達市場與新興經濟體間的投資收益差距在縮小，接近市場的優勢使這些制造項目開始傾向于在本地投資布局。

在新的國際產業分工和國際貿易下，中國若要與發達市場在部分投資收益日益縮小的國際分工中繼續聚斂競爭優勢，需要同美國等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展開有效合作，以盡可能地降低國際貿易和國際產業轉移成本，緩解各國日益高企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即中國人口老齡化和能源等要素資源較高的對外依存度，使中國勞動力價格和能源等要素價格都面臨重新估值風險，這使得中國國際競爭優勢的維系已無法繼續通過缺乏穩定性的FDI投資優惠和價格競爭優惠，而更趨向于為有利于經濟和產業升級的FDI提供低市場交易成本的環境。

對美國而言，中國等要素資源系統性重估和國際貿易成本走高，確實縮小了中美在部分制造領域的投資收益差距，這有助于緩解美國當前無就業復蘇之風險，但事實上回流美國的制造業目前僅限于附加值較高的中高端流程，而非完整的制造產業鏈。鑒于此，美國部分制造業項目的回流或暫停轉移，同樣依賴于降低雙邊貿易和投資成本，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畢竟，當前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集中于加工貿易領域。因此，當前中美在貿易和投資等領域的競合空間比過去更為明朗。

與此同時，中美在S&ED中首次引入戰略安全對話，進一步增加了中美雙方的利益合作空間。我們認為，當前美國受財政赤字影響使其有強烈的動機壓縮海外軍費開支，選擇性地提供國際安全保障服務；而當前中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則意味著加強中美戰略安全對話以降低國際貿易風險和成本，不僅符合自身利益，而且有助于增強中美間的互信，從而為中國在更廣泛的領域展開競合對話提供有利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