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重演1937年劇本？

2011年08月11日 04:30
來源：證券時報作者：黃小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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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歷史的人，看到今天美國的形勢會自然而然地想到1937年。那年，剛從大蕭條的痛苦中慢慢往外走的美國經濟又摔了一個大跟頭，經濟再次跌入深谷，出現“二次衰退”。1937-1938年衰退期間，失業率高達19%，雖然比前一次“主震”時的峰值25%低了不少，但在今天看來仍令人難以想象。如果不是“二戰”爆發，美國經濟恐怕還不知要多久才能恢復元氣。

回望1937年大衰退，原因似乎在于政策失當。奧巴馬政府的首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經濟史專家克里斯蒂娜·羅默將這次衰退歸結為“一個非故意的財政和貨幣緊縮政策”。1936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給一戰退伍老兵發放獎金，這一決議促進了當年的經濟增長，而到了1937年，這一刺激經濟的因素消失，不僅如此，1937年美國還第一次開征社會保險稅，所有因素減少了當年的財政赤字，約相當于GDP的2.5%，從而產生了巨大的緊縮壓力。另外一方面，美聯儲在執行寬松貨幣政策多年后，非常擔心發生通貨膨脹或再度出現1920年代的“過度投機”，決定將準備金率上調一倍，流動性頓時大幅收緊。這兩項過早推出的“退出”政策失扼殺了復蘇。

當奧巴馬與國會議員簽署減赤妥協時，確實讓人產生了一點1937年重演感覺。2011年和1937年，都面臨刺激初見成效后政策何去何從的這種相似的經濟環境，但同時在其他方面也有若干巨大不同。

理念相似的總統、相似的政治環境、相似的決策困境。1933年借大危機上臺的羅斯福也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信奉凱恩斯主義，相反他曾在競選中大肆攻擊胡佛未能實現財政平衡，他上臺后雖然赤字逐步增加，但他一直都沒有放棄過平衡預算的念頭，1937年他甚至還派財政部長向企業界推銷他的平衡預算案。奧巴馬這次沒有展現出剛上臺時那樣一往無前的銳氣，在債限談判中他作出了妥協，以至于更鐵桿的凱粉們(如克魯格曼、馬丁·沃爾夫)在媒體上對其大加撻伐。奧巴馬上臺伊始，毫不猶豫地以赤字來刺激經濟增長，但隨著經濟在連續6個季度都表現不錯，債務比率迅猛上升之后，他猶豫了。或者說，他和羅斯福一樣，開始有點恐懼了，面對批評，他的嘴中開始頻繁出現“財政可持續性”這個詞。

羅斯福和奧巴馬都是民主黨人，兩人在治國理念乃至一些操作細節上都有驚人的相似，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政治運作和學術理念完全是兩回事。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人，在債務前景惡化和財政政策過早“退出”的風險之間，往往對前者的擔憂占到上風，何況還要面對保守派的持續不斷的攻擊。在民主政體下，要減赤只能增收節支，節支難似登天，而增稅更是難過登天，何況減赤有風險，財政如果退出過早，不但無助于盡早實現預算平衡，甚至會因為經濟惡化稅收下降反而加大了預算平衡的難度。

面對右派死纏爛打式的攻擊和自己內心的動搖，選擇非常艱難。羅默參與制定奧巴馬經濟政策后，曾深有感觸地說：“以前我在學術研究中大膽地對歷史人物進行批評，今天設身處地才知他們作決定之難，我感到羞愧。”如果沒有二戰爆發，羅斯福能否成為躋身美國最偉大總統之列，是一個問號，因為“二戰爆英雄的光輝使人忘記了他在經濟問題上曾經的搖擺不定和大波動，而今天已既得罪了左派又得罪了右派的奧巴馬，這次因預算問題連任難度已加大。

雖然在大環境上有驚人相似，但2011年與1937年也有若干不同。

貨幣政策不同。相比二戰前以及二十世紀50、60年代，今天的美聯儲獨立性更強、地位更超然，雖然其主席仍需要總統提名和國會同意，但該機構過往積累的獨立性使其能獨立決策而不必俯首聽命于政府或國會。何況，我們今天擁一個貨幣主義狂人“直升機本”。在財政刺激空間被收窄的情況下，美聯儲不會重復1930年代的錯誤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斷。

財政“退出”沖擊力度不同。新的妥協方案是在10年時間內削減2.1萬億美元至2.4萬億美元的赤字，專事預算計劃效果評估的超黨派機構國會預算委員會(CBO)在報告中沒有給出每年的削減數目，如果按10年平均，2012年將會比原方案減赤2000億左右，大約相當于GDP的1.4%，這比1937年的2.5%要低不少。另外，2009年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使2010年赤字增加3990億，2011年增加1340億。2010年的預算法案使2011年和2012年財赤分別增加3900億和4070億。參照起來看，2000億的減赤大致相當于原刺激計劃減半。這樣一個財政方案，無疑會導致經濟增長空間收窄，但會不會觸發一場新的衰退，尚需其他數據佐證。

有無評級機構的搗蛋不同。評級機構的存在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專業化的信用分析也節約了大量社會成本，但標普在此次事件中的糟糕表現讓人吃驚。早在次貸危機中，評級業的利益沖突問題就已經暴露，這個行業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經常充當馬后炮。這次標普所為則讓人對其專業水準和政治獨立性產生懷疑。

CBO是國會下面一個獨立于黨派的機構，其獨立性勿庸置疑，但它對各種財政計劃進行評估時，只能依賴假設和估測技術，特別是線性外推的方法使得長期評估準確率非常低。里根、克林頓、小布什等好幾屆政府時期都通過了期限長達十年的預算法案，回過頭來看，CBO對這些計劃的預測結果都與現實有萬里之遙，1970年代以來除克林頓政府后半期實現財政平衡外，其余平衡計劃全部成為空文。

標普以CBO數據作評級基礎，并且數據還被誤用，在錯誤被指出之后，又轉而將降級理由改為：政治不確定性太多。作為美國的評級機構，理應對民主政治在某些時候的低效率有充分的認識，何況此次政治爭執并不算嚴重，克林頓政府時期因撥款爭執還真的關過門了。“二戰”結束時美國負債比率高達140%，比如今的略低于100%要嚴重得多，但仍然沒有丟失AAA，此次莫名其妙地丟失三道杠，除了造成金融市場無謂的動蕩，增加經濟不確定性之外，別無正面意義。標普的搗蛋，是2011年與1937年相比，一個額外的負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