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降級”、“茶黨升級”

2011年08月13日 04:4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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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飆

標普降級決定所扔下的炸彈重撼全球市場，投資者至今驚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風波，這次是真正的、純粹的貨幣恐慌，這一點從人們成群逃向黃金的舉動中可以看出；有人驚呼，整個經濟體到了一個重新尋找價值基準的時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資者將始終處于膽顫心驚、如履薄冰的迷茫狀態，市場將難有起色。

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過，在認定美元基礎已徹底動搖之前，不妨先來看看標普的降級決定本身是否可靠，確認這不是一次誤炸。

首先，這次標普降級所針對的，是美債的長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違約風險，大概標普也承認，短期違約風險已經隨兩黨協議和國債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對于長期風險的判斷，標普給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條：一、共和黨頑固堅持不增稅底線，削弱了美國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別是打破了標普原先所假設的2012年部分減稅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長預期；二、不增稅底線在此次國債上限之爭中得到了鞏固，因而可能將其收入影響長期化；三、近來兩黨政治斗爭中所表現出的兩極化對立，令人懷疑美國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穩定財政上達成必要的合作。

許多評論者指出，標普此次降級不是一個財務和技術判斷，而是一個政治判斷，這一觀察是對的，不僅標普自己并不否認，而且從一個細節中也可看出：標普最初的計算中存在2萬億美元的誤差，經財政部指出后，他仍堅持原先的判斷，問題是，在兩黨談判的整個過程中，被提議的最高削減額也不過比最終協議額高出2萬億，顯然，這一差異在標普看來是無關緊要的，也就是說，它對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斷早就可以做出了，它的第一條理由，似乎僅僅是個用來充實報告的托辭，真正的理由還是政治態勢。

那么，標普對政治態勢的判斷能否自圓其說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標普將穩定財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稅，那么，它抱最高期望的時間應該是在中期選舉之前，當時對減稅不甚熱衷的民主黨牢牢控制著白宮和國會；但實際上，民主黨并未動手增稅，而同時卻大幅度擴張財政開支，而完全不顧忌債務失控，這一點在奧巴馬醫改法案通過之際已十分明朗；顯然，假如標普的原則是前后一致的，他應該在那時候就感到絕望，并作出降級決定——如果連民主黨控制府院時都做不到增稅，你還能指望什么？

當然，增稅并不能改善長期財政基礎和債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償付能力，一個稅負高企，財政長期緊繃在拉斐爾極限邊緣的政府，從長期看絕算不上一個財政穩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國的當務之急是恢復經濟增長，而此時增稅將是對實體經濟的一個重大打擊，這也是為何民主黨即便想增稅也不敢選擇現在這個時機的緣故。

標普所犯的另一個錯誤是，他武斷地假定兩黨合作是控制財政惡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優勢條件，因而將共和黨人尤其是茶黨的強硬和不妥協姿態視為重大不利，實際上，這一點恐怕是促使標普作出降級決定的決定性原因，有些評論者干脆一語道破，將此次降級稱為“茶黨降級”

問題是，兩黨合作真的必須嗎？它真的是優勢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歷史經驗反而告訴我們，合作和妥協只能解決燃眉之急，能拖則拖，從政治妥協和交易中產生的，多半是推遲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深層次和大刀闊斧的財政改革和開支削減，需要的是一個同時控制府院且擁有壓倒性多數的單黨政府。

“奧巴馬降級”、“茶黨升級”

實際上，債務失控正是過去十幾年兩黨妥協的產物，民主黨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擴大國際干預、輸出制度和價值觀，共同推動開支膨脹，而同時，共和黨要減稅，妥協的結果就是：開支隨它漲，稅率照減，赤字靠舉債，皆大歡喜；正是在債務依賴上，華盛頓各方找到了他們的妥協默契點，久而久之已經形成固定模式，積習難改；繼續依靠兩黨合作妥協，是難以走出這條老路的。

相比之下，從財政健全和國債信用的角度看，茶黨的政策主張無論在哪個方面都優于上述兩黨默契格局：在國內問題上，削減福利和廢除醫保的是節省開支的，國際問題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黨更偏向于傳統的孤立主義，有利于削減國防和外交開支，而在債務問題上，茶黨甚至還從杰弗遜鄉村保守主義和杰克遜民粹主義那里繼承了美國農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國債傳統，你恐怕找不出財政上比這更保守的政策組合了。

綜上所述，標普的降級決定，其所依據的理由并不成立，而從理由到結論的推導也缺乏邏輯一致性；簡言之，假如這一次共和黨人所稱的“奧巴馬降級”，那么它應該在中期選舉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黨人所稱的“茶黨降級”，那么它所依據的前提是錯誤的，既不符合歷史經驗，也與政策組合的對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這次降級的影響將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們應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下一次大選，那才是更值得關注的決定性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