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調美債務評級引發全球金融動蕩評級大腕牛在哪里？(2)

2011年08月14日 15:03
來源：金羊網－羊城晚報作者：吳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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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分析評判，貌似六親不認

公開資料顯示，標準普爾公司由普爾先生(Mr Henry Varnum Poor)于1860年創立，由普爾出版公司和標準統計公司于1941年合并而成。標準普爾(S&P)作為金融投資界的公認標準，提供被廣泛認可的信用評級、獨立分析研究、投資咨詢等服務，其中包括反映全球股市表現的標準普爾全球1200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等重要金融數據。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認可標準普爾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之一(NRSRO)，另外兩個就是穆迪和惠譽國際。

“標普在這次事件中之所以影響這么大，一方面是因為三大評級公司一直專注做市場和投資評級，深厚的積淀逐漸形成了較強的市場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更重要原因是：這次評級下調的對象是美國國債。美國國債一直是債券評級行業的基石，其他國家的評級均以其為參照，因而被認為是不太可能違約的無風險資產，但這次卻出了問題，會帶來金融系統一系列的調整。”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副院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表示。

標普為何、又為何敢于下調自己國家的債務評級？廣發證券一位海外市場宏觀分析人士表示，首先這與美國的國情和政治體制有關，獨立分析機構敢于發表意見；另外，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經過長期的歷史沉淀形成了自己獨立的評級體系和標準，標普敢于按照自己的標準和程序行事，更多的還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因為美國國債長期來看確實存在問題，如果標普不下調評級，反而是不客觀了。事實上，早在4月18日，標普就降美國信用評級展望調為負面，當時，美國政府官員也曾多次試圖說服標普不要這樣做，然而最終游說失敗，4月15日，標普告知白宮他們將要發布調降報告，并在未來數月有可能下調美國國債評級。

趙錫軍認為，標普為何要在美國大選前的關鍵時點對抗白宮，或許是更復雜的政治問題了。

權威變成幫兇，性質悄然改變

“當我們準備發行債券渡過危機的時候，穆迪下調了我們的評級，讓我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借不到款。”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無計可施，成為三大評級機構壟斷威力的最好佐證。

評級機構誕生于20世紀初，1909年，穆迪公司創始人約翰·穆迪在一本名為《鐵路投資的分析》的書中，首次對美國各家鐵路公司及其發行債券的風險情況進行分析，并用簡潔的英文字母符號予以表達，標志著美國信用評級的誕生。信用評級的目的是顯示評級對象違約風險的大小，為投資者提供參考。

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則為美國信用評級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大量發債企業倒閉使得其債券成為廢紙，信用評級的重要性得到重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機構的壟斷地位。

此后，三大評級公司的盈利模式發生了變化，甚至性質也悄然改變。

1975年之前，三大評級公司主要是靠投資者購買評級報告獲得收入；成為NRSRO之后，債務證券發行人主動付費成為評級公司的獲利模式。從NRSRO的統計資料來看，截至2008年6月，標普、穆迪和惠譽累計評級數量市場占有率分別達到47.23%、14.65%和36.5%和三家合計達到98.38%，幾乎包攬了整個美國評級市場。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則顯示，在全球所有參加信用評級的銀行和公司中，穆迪涵蓋了80%的銀行和78%的公司，標普涵蓋了37%的銀行和66%的公司，惠譽涵蓋了27%的銀行和8%的公司。

當然，著名評級機構近年來可謂毀譽參半。比如2002年-2007年，三大機構毫不吝惜地將總額大約3.2萬億美元的房貸抵押債券中的絕大部分評定為最高級別AAA；當危機來臨時，又迅速降低這些金融創新產品的級別，放大了危機效應，于是被國際輿論普遍指責為“幫兇”

掌控信用評級，不能假手他人

三大評級機構對全球經濟的深刻影響說明，市場經濟中“信用話語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雖然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證券市場的市值已超過日本，每年IPO市場的市值也已相當于美國的兩倍，但信用評級行業的發展卻遠遠滯后。截至2010年底，中國金融業最發達的上海，包括信用評級機構在內的各類信用服務企業74家，年收入合計約6億元，而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年收入已超過50億美元。

同時，國內的信用評級市場還不斷地在被外資公司占領。相關統計顯示，外資已控制了我國2/3的信用評級市場。

大公國際總裁關建中表示，相比老牌的評級機構，目前中國評級機構的國際影響力不夠，中國作為債權國，應該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支持本土評級機構發展，參考本土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進行投資決策，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統一的信用評級從業機構認證制度。

中國如何才能培養出自己有影響力的評級機構？趙錫軍認為，信用評級市場非常講究資歷，三大評級機構的勝出是長期市場選擇的結果，新進入者要形成自己的影響力恐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需要時間的沉淀———“剛成立的時候，人家有60年的歷史，我們只有5年，這個差距很大，但如果100年后，人家有160年的歷史，我們也有105年，這個差距就不是這么大了。”另外，對評級機構而言，一定不能因為短期利益或者局部利益而犧牲長期利益，市場影響力是在為所有投資者和客戶長期服務的過程中建立的。

前述廣發證券宏觀分析師則認為，評級機構的發展和壯大與金融市場本身的發達程度息息相關：“標普和穆迪的背后是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華爾街，惠譽的背后則是倫敦金融城，沒有足夠種類的金融產品形態和復雜的金融服務業態，要有頂尖的評級機構也很難。”不過，金融方面中國國情與海外有很大不同，國內評級機構的優勢是懂國情，可以學習海外評級巨頭先進的東西后進行本土化，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評級系統和標準。

充滿質疑的“三大”

未必真的獨立公正也成問題

如果說最近的歐美債務危機還有贏家的話，那么三大評級機構絕對是當之無愧———他們的一顰一笑就能輕易調動投資者的情緒、引起股市債市的動蕩。但是，評級市場上的三大寡頭真的如其所標榜的那么公正獨立么？

從希臘債務危機開始，三大評級機構屢次下調歐洲幾個國家的評級，到標普破天荒調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再到法國降級風波。他們甚至表現出了高于政治的權利，這不禁讓人們開始思考，他們為什么能在資本市場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他們的真正角色是什么？

目前，穆迪、標普和惠譽國際三大公司占據了評級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服務機構，評級機構的職責在于評估、警告風險，讓投資者預知金融產品的風險。但當前全球三家主要評級機構似乎充當了相反的角色———他們在市場動蕩時不斷“添油加醋”，而在預警風險方面卻總是“馬后炮”

以希臘為例，自從希臘被曝無錢還債之后，三大機構一直對其“窮追猛打”，將其主權信用評級降到最低。而實際上，早在希臘加入歐元區之前就已經債臺高筑，當時為什么沒有人預警歐盟不要輕易讓其加入呢？

另外一個讓人好奇的問題是，誰來給他們評級呢？誰能保證他們做出的每一次評級決定都是規范公正的呢？

2006年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首次確立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權力。但有意思的是，這一法案既未對這些機構的具體評級模式和收費形式加以限制，也沒有明確對評級結果的問責機制，反而規定了該委員會不得干涉NRSRO評級方法、指標以及評級程序的科學、合理性等重要方面。這樣的“監管權漏洞重重。這也是為什么評級機構能“無法無天”的重要原因。 ·孫立云·上周道瓊斯指數漲跌示意圖

(制圖/戈凡)

8月5日收盤

114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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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盤 8月12日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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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盤 8月9日開盤

10809.8 10810.9

收盤 8月11日開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