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級機構：金融風暴后的翻云覆雨手

2011年08月16日 01:23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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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羅倫發自上海

“標準普爾(Standard&Poor’s)將美國主權債務評級從AAA下調至AA+，是一個草率、錯誤而又危險的舉動。”在8月5日美國3A級長期主權債務評級自1917年首次遭到降級后的一周，美盛資產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比爾·米勒在英國《金融時報》上以“標普犯下大錯”為題，公然對其大加指責。

米勒認為，標普選擇在美國股市正經歷自2008年以來最糟糕的一周之后做出降級的舉動非但“完全不必要”，而且“時機也糟糕透頂”，更可怕的是，“其推理拙劣，帶給全球金融體系的結果(無論短期還是長期)是難以預測的。

然而，米勒的觀點一出，即刻受到了另一部分觀點的詬病。他們認為，正是因為標普這種看似表現了“驚人的無知與漠視”的行為才表現了一家評級機構基于自己的判斷所作出的公允定奪。“調級決定是其基本權利，維持市場信心不是其職責。一家過多考慮市場信心的評級機構，必然會屢屢助力于經濟綏靖與虛假繁榮。”美國一位分析人士指出。

那么，標普下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究竟“該”還是“不該”？對此，在地球這一端的經濟學家許小年在其微博上的回答是：“美債降級只是導火索，真正需要關注的是實體經濟。

信用機構遭遇信用危機

事實上，或許正是輿論兩方的激烈爭辯才更值得人們深思。在米勒的論述中，最耐人尋味的當屬其對包括標普在內的全球評級機構動機及其壟斷地位的質疑。

“以盈利為目的的私有公司卻擁有法律認可的特殊地位，即處于金融體系的核心、發揮準監管機構的職能，這令人無法接受。”米勒直言。

可以說，上述言論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當下全球多數業內人士內心的焦慮：不論標普給予美國主權債務信用的降級舉動本身是對是錯，但無論是在東南亞貨幣危機，還是在由希臘債務危機蔓延而成的歐洲債務危機中，同樣都是由于三大評級機構發出對國家債務信用評級的下調，從而引發了市場的動蕩乃至金融風暴——這似曾相識的場景才是令人浮想聯翩且心存猜疑的根本原因。

“包括標普在內的全球三大評級機構其實質都是以收益為前提的私有公司。如果以此次美國主權債務信用評級被降為例，選擇在這樣敏感而特殊的時機才做出改變，一定有其深意。”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李治國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李治國認為，標普此番的舉動一方面看，在目前市場環境下，美國確實存在很大的償還可能和能力缺口的技術原因；但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是為了對包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未能做到提前預警的彌補，當時在發生危機之前，標普還給“有問題”的機構債券打了“3A”等一系列遭到輿論和投資者質疑與指責的舉動，致使市場廣泛認為，“信用機構產生信用危機”

“美國最優秀的非金融企業所發行的債券里，只有不到10%的比例才能獲得最高的AAA信用級別。然而，令人不可思議和極度震驚的是，以次級貸款做擔保所發行的所謂抵押支持債券(CDO以及CDO平方，又稱為結構性金融產品)，竟然有90%獲得AAA信用評級。次級貸款所支持的債券，竟然與我們最尊崇企業所發行的債券一樣安全，誰能夠相信這套把戲呢？”次貸危機爆發后，《紐約時報》當時曾對美國評級機構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今天似乎又具有了別樣的寓意。

超過百年的話語權壟斷

信用評級行業最初產生于20世紀初的美國。被評論稱為“激進派”的標普早在1860年就已創立，為投資者提供信用評級、獨立分析研究、投資咨詢等服務。在全球范圍，標普的員工規模超過5000人，業務機構分布在19個國家和地區。而在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中，最年輕的惠譽的歷史也近百年。

為什么三大評級機構的威力如此之大？這無疑與上述逾期百年之久的話語權壟斷的歷史原因分不開。

“信用評級可謂是一種‘公信力產品’，三大評級機構經過長時間磨煉形成的‘聲譽資本’已成為最核心的競爭力。”李治國對記者表示。

在李治國看來，正因為在任何交易之前都必須有“信用”這一參考，因此能夠制定這一“標準”的評級機構的影響力幾乎已經滲入全球金融機構的骨髓里。

“比如，在確定銀行必須增加存款量的過程中，若不參考信用評級，銀行不敢輕易下決定。中小銀行聲稱，除了采納操作相對簡便、價格低廉的信用評級，它們別無選擇，若被迫尋找其他途徑，它們與大型銀行的競爭將更為艱難。大型銀行則稱，若不使用信用評級，它們就很難與使用評級的國外銀行抗衡。”李治國說。

事實上，資本市場確實高度依賴著三大評級機構。2010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著名投資者朱爾斯·克羅爾曾成立了一個“克羅爾證券評級公司”，希望通過它給投資者提供除了依靠三大評級機構之外的新的選擇。然而，克羅爾很快就發現，即便如此，投資者在購買股票之前，依然會主動“要求”企業擁有評級三巨頭之一出具的評級。克羅爾認為，現行體制正不斷鞏固三大評級機構的地位。

一年前，美國監管層針對三大評級機構的寡頭壟斷嫌疑，也曾萌發“消滅”它們的跡象。他們曾向各方征求意見，但得到的主要答復都是：別亂來。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當時對媒體表示，總體來說，收到的答復中沒有具體的替代品建議。大多回復都是，信用評級是評估信用風險的可靠工具。

地位特殊的“私有公司”

從常理來看，信用評級機構是依法設立的從事信用評級業務的社會中介機構，即金融市場上一個重要的服務性中介機構。然而，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卻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性的三大專業信用評級機構卻都有顯著的“國籍痕跡”——穆迪和標普的總部設在美國，是地地道道的美國公司；惠譽總部雖然設在紐約和倫敦，但由一家法國公司擁有多數股權。此外，美國證交會早在1975年就給予評級機構“官方”地位，作為監管機構評估經紀自營商資本費用的手段。

最令人心生猜忌的要屬2003年，由于德國反對伊拉克戰爭，標普在當時將包括德國最大的鋼鐵制造商蒂森克虜伯公司在內的一些德國企業信貸評級統統降至“垃圾”級統蒂森克虜伯的股價因此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更為“巧合”的是，全力支持美對伊動武的澳大利亞的外匯債券評級卻被標普升至最高級。對此，在次貸危機發生后，穆迪也曾有高管公開承認，“我們不像是在進行職業的評級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靈魂出售給魔鬼來換取金錢。

對于這種過于明顯的“烙印”，有評論指出，“具有官方身份的評級機構是美國進行金融戰爭最銳利的武器。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張茂榮也表示：“信用評級功能過于重要，而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主導的信用評級體系卻存在明顯不客觀、不公正、不合理。

在張茂榮看來，三大評級機構壟斷了全球從企業到國家的信用評級業務，這種壟斷地位使其缺乏應有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它們用美國的價值觀和標準來評判其他國家的企業和主權信用，得出的結論有時難免南轅北轍，不僅無法及時準確地發揮預警功能，反而會加劇金融市場的動蕩。

“自1949年穆迪給予美國AAA評級以來，不管經歷何種經濟金融危機，直到今年8月前，這一信用等級都沒有改變。但很長時間以來，美國債務問題就已存在，直到今天，標普才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直到2010年底，標普才將中國長期主權債務信用評級由此前的A+上調至AA-。”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大型公司基金經理表示。

對此，美國《紐約時報》也撰文指出，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穆迪、惠譽、標普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可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不正當利益，甚至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歷史/屢掀金融風暴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力”可敵國信用評級機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斷被印證。

8月5日，標普調降對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后，美國道瓊斯和納斯達克指數雙雙跌幅超過5%。隨后，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財政部長以及美聯儲等機構首腦人物紛紛發表講話，稱美國國債永遠應該是3A評級，試圖給予市場信心。許多投資者甚至不愿聽完奧巴馬的電視講話就背過頭去繼續拋售手里的股票。在奧巴馬發表講話的11分鐘中，道瓊斯指數又諷刺性地下跌了近20點。

美國主權債務信用評級下調更可怕的影響還在后面。分析普遍認為，其引發的嚴重連鎖反應遠不止債務人利益或因此受損。事實上，以美國國債為抵押品的金融資產都將面臨縮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表示：“這些評級公司會給出各種各樣的債務評級。這次它們是給美國的國債評級，這件事情就很嚴重。因為美國的國債從來都被國際市場認為是最安全的資產。因此，美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的跨國金融機構，它們手中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不少國家手中也握有大量美國國債。如果美國國債被降級，意味著這些金融資產的風險將加大。為了預防未來的風險，所有的金融機構需要重新組織金融資產，以保證資產質量。

“實際上，這種由三大評級機構下調國家主權債務信用從而引發區域性乃至全球性債務、貨幣危機的情況已經不止一次。”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李治國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據李治國介紹，1997年9月3日，標普宣布下調泰國主權信用評級，泰銖匯率應聲下跌超過4%。受此影響，菲律賓比索和馬來西亞貨幣大幅下挫，這標志著東南亞貨幣危機進入新的階段。

2009年12月8日，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將債臺高筑的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同時將希臘公共財政狀況前景展望確定為負面。當月，標普和穆迪相繼跟進——至此，希臘債務危機浮出水面。

“去年4月末，標普將希臘主權債務的評級從BBB+下調了三個級別至BB+，前景展望為負，并且又將葡萄牙主權債務級別從A+下降到A-，一次下調兩個級別，前景展望為負，4月28日，標普宣布將西班牙主權債務級別從AAA下降到AA，前景展望為負，一系列降級后，希臘債務危機上升為了歐洲債務危機。”李治國表示。

事實上，三大評級機構確實具有“足以毀滅一個國家”的殺傷力。正如在1996年，全球著名咨詢公司麥肯錫出版的一項長期研究成果《無疆界市場》一書中宣告：誰掌控全球資本市場的定價權，誰就掌控了全球資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權國家的貨幣和金融政策，就掌控了主權國家興衰成敗的命脈。而當今世界掌控全球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定價權的，就是以穆迪、標普、惠譽為代表的信用評級機構。/聲音/打破評級機構寡頭壟斷呼聲四起事實上，指責標普此次率先調降美國主權債務信用“漏洞百出”的議論不絕于耳。就連美國政府官員也出面回應，標普在評估時存在技術上的巨大計算誤差，其錯誤估計了美國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將美國未來十年的赤字多算了2萬億美元。

那么，為什么一向被指“迎合著本國利益”的標普此番敢于“大義滅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認為，標普此舉是其內外雙重壓力的結果。一方面，美國宏觀經濟數據確實不容樂觀，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業率及房地產業恢復情況均低于預期；另一方面，也正是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蔓延，標普對歐洲許多國家的信用評級一直在降，而其對美國的評級始終維持在AAA水平。意大利等國家已經表示對這種“不公正”評級的不滿。為此，標普面臨較大的輿論壓力，而降低美國的信用評級，不排除是為了在歐美之間尋求平衡。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李治國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不過，對于本質是私有企業的標普而言，李治國還補充道：“(標普)只追求客觀中立的訴求而放棄利潤訴求也是不可能的。

在李治國看來，8月4日，在美債危機初步解決后，全球資本市場、油價、金價、期貨市場暴跌，并不具有充分條件。“暴跌必是有人砸盤，是否是實力強大的對沖基金等大投資者有意為之，旨在逼迫美國政府出臺QE3？也正是在這敏感的時刻，標普隨后調低美國主權信用，至少在行為方式上與8月4日的砸盤者并無二致。因此，必須看到，標普調低自家政府信用，即使可以讓其從幫助美國讓歐洲深陷債務危機的‘陰謀論’質疑中脫身，也不能完全免除追逐自身利益的嫌疑。

此外，能夠支持標普進行這種“有恃無恐”的“逐利博弈”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評級機構本身與眾不同的“只賺不賠”的盈利模式。

據知情人士透露，評級機構的收入是證券發行總量的一個固定百分比，證券發行量越大，收入就越高。而且，評級機構的收入與市場表現毫無關系。“只要債券發行出去，它們就能賺錢。

上述人士分析稱，三大評級機構形成的壟斷局勢讓即使評級機構所評級的證券出了問題(違約或市場表現與信用等級不符)，評級機構亦不需承擔任何責任，且投資銀行和其他證券發行機構或承銷機構也沒有任何理由撤換它們，因為它們不敢得罪信用評級機構。

“所以評級機構的生意是‘只賺不賠’。它們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投資銀行盡可能大量發行債券。為了吸引真正有錢的投資巨頭購買抵押支持債券，信用評級機構精心構造它們的評級模型，巧妙設置模型參數，讓絕大多數抵押貸款支持債券都奇跡般地成為AAA級或投資級。”知情人士表示。

現在，歐洲計劃在2011年底成立一家由25個合作方參與的評級機構，德國也在研究一項建立評級機構的計劃。在我國，發展自己的信用評級產業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然而，這樣的方式是否能夠打破信用評級行業的“寡頭壟斷”，還需要時間給出最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