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普翻攪全球

2011年08月18日 07:22
來源：時代周報作者：陸玲張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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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陸玲實習生張寶榮發自北京

誰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不是深宅大院里的某位高官，亦非家財萬貫的某位富豪，他只消擦去一個字母就將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他叫大衛·比爾斯(David Beers)，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負責主權評級的全球主管。

8月6日，標普將美國長期主權債務評級由AAA級下調至AA＋，大衛·比爾斯輕輕劃去一個字母，終結了美國94年AAA生涯，全球金融市場天翻地覆。

8月8日，評級下調后的第一個交易日，股價、油價應聲“跳水”：道瓊斯指數暴跌超5%，標普500種股票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跌幅均超6%，紐約油價下跌超6.4%，布倫特油價下跌超5%。同時黃金創下每盎司1713.2美元的歷史新高。全球股市上演了歷史性“過山車”行情。A股隨之的強震也深深刺激了人們的神經。“美國信用少了一個A，A股一天就少了一萬億元。

這場戲劇性的對決至少讓此前“評級機構與美國政府同謀的陰謀論”失去立場。但令標普始料未及的是，距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不到10天，美國政府旋即啟動了對標普的大范圍審查。

8月12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稱，將詳細審查標準普爾公司在下調美國長期政府債務評級時使用的模型，同時還將審查標準普爾“內幕交易”

另據外媒報道，美國證監會還考慮出臺新的監管規則，要求評級機構公布其在評級過程中犯下的“嚴重錯誤”

從最初的“口水戰”逐漸升級到了“真刀真槍”的調查，標準普爾和美國政府的博弈遠未結束。這究竟是怎么樣一場對決，又會以怎樣的結局收場？

《華爾街日報》分析35年的數據發現，美國幾家主要評級公司過去對政府債務違約風險的預測并不準確。標普說，歷史上B級國家在一年內違約的可能性平均只有2%。在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主權信用評級被降級后，曾有學者強烈質疑：“難道希臘和一些歐洲國家信用價值在短時間內就能波動成這樣嗎？從很高很高跌到很低很低？”標普究竟如何對一家評級機構評級？流程如何？如何收費？

“其實，次貸危機后評級機構之所以遭遇指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包括標普在內的評級機構直接參與了一些金融衍生品的構建，甚至給一些發行結構化產品的公司做指引，告訴投行要怎么做才能獲得更好的評級。助推了抵押貸款證券市場，誤導了投資者。”曾任職世界銀行顧問的任若恩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這也是標普之類的評級機構遭遇指責的根本所在。

“奧巴馬最討厭的人”

8月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50歲大壽。兩天后，他收到了一份來自標普的“遲到的壽禮”，由此成為“美國首個在任上經歷信評降等的總統”

“送禮者”名為大衛•比爾斯(DavidBeers)，他是當下美國白宮和華爾街最討厭的人。可能你從未聽過這個“全球每個金融決策者都知道的名字”

比爾斯畢業于倫敦經濟學院，并設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獎學金。比爾斯曾在華爾街就職，現任標普主權信用評級全球主管。令一些投資者感到驚訝的是，穆迪(Moody’s)幾天前剛宣布維持美國AAA評級后，標普就下調了美國評級，而此舉帶來了一系列恐慌連鎖反應。一些經濟學家一直試圖緩解投資者擔憂，提醒投資者不要反應過度，因為標普是迄今唯一下調美國評級的全球評級機構，還有穆迪和惠譽。

數日前，美國圍繞提高債務上限的長達數月的政治角力剛剛達成協議。奧巴馬簽署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政府開支的最新法案，決定在未來10年內削減政府開支2.1萬億—2.4萬億美元，并開啟了著手削減支出、解決美國長期財政失衡的進程。

但是這沒有讓標準普爾權評級委員會主席JohnChambers滿意。“削減政府開支2.1萬億-2.4萬億美元，與標普預測的4萬億美元還相差甚遠”。其表示對美國決策者能否合力解決財政問題產生懷疑，這也是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的主要原因。

標普在聲明中稱，從2003-2008年，美國政府總赤字占GDP的比例一直都在2%-5%之間波動，但在2009年，美國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超過了11%，明顯高于大多數擁有“AAA”信用評級的主權國家，且到目前為止仍未恢復正常。標普還表示，“如果美國的未來表現沒有起色，還有進一步下調評級的可能”

這顯然激怒了奧巴馬。奧巴馬在周一發表講話并稱：“不管某個評級機構說什么，美國一直是而且將永遠是AAA主權評級國家。”美國財長蓋特納難掩憤怒，指責標普計算方法“令人震驚地缺乏常識”，作了“極其糟糕”的評判。

但標普此舉對全球市場的影響不可改變。美國股市呈現大漲大跌的過山車行情深深刺激了人們的神經。“美債危機”“金融大震蕩”等字眼充斥于媒體。

“標普下調美債評級嚴重貶損了美國政府的信用，讓政府的融資成本上升。你知道這個成本是多少？”法國巴黎亞洲證券首席經濟師陳興動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反問，“光增加利息支出超過1000億美元，這對美國的打擊是致命的。

在陳興動看來，美債危機由來已久，標普此舉只是一個滯后指標，是最后一根稻草。“2008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想重新進入的經濟線被打破了。同時打破的還有全球投資者對歐美、對世界經濟的信心。

SEC的反擊

“標普并非沒有考慮這一切。最終作出這么一個歷史性的決定肯定是經過深入的思考和權衡。”劉勝軍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美國宏觀經濟數據不容樂觀，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業率等均低于預期；隨著歐債危機蔓延，標普作為最大的評級機構，你下調了歐洲許多國家的信用評級，為什么下調早已不符合3A評級的美國？權威何在？”

對于標普來說，無論怎么樣都會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如標普法國主管卡蘿爾•西魯所說：“我們不警告風險時挨罵，現在人們又說我們警告得過了頭。

8月8日，“股神”巴菲特發言稱自己并不準備拋售國債，標普下調美國國債評級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舉動。8月10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則更加尖刻，稱標普根本沒有資格為美國國債評級。此前，美盛資產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比爾•米勒在撰稿中直指，這是一個草率、錯誤而又危險的舉動。

陰謀論者認為，這是一場政治游戲。“一場美國政商勾結的政治陰謀，是為美國政府下一輪量化寬松政策鋪路。特別是美元貶值，黃金價格將猛漲。”美國政治觀察家洛甘•潘扎甚至稱，標普是把評級作為政治武器，而不是將其作為與政治無關的實際信用風險評估。

雖然9日標準普爾發表聲明，指其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無任何政治目的。但并不妨礙標普在評級時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標普公司在解釋降級理由時說，美國國會與政府近期達成的財政計劃未能滿足穩定政府中期債務的需求。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標普降級是質疑美國政治體系的行動能力”。在國債上限問題上表演作秀的兩黨遲遲不愿意采取財務削減的辦法，擔心將美國一起推進深淵？當然，結果先是給奧巴馬臉上抹了黑。

事實上，標普在今年4月把美國信用評級前景從穩定下調至負面。彼時，美國政府官員曾多次試圖說服標普不要這樣做，財政部還和標普分析師之間舉行了一系列非公開的會議。最終會談失敗。

最新的消息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在就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下調美國長期債信用評級是否合規進行核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將詳細審查標普在下調美國長期政府債務評級時使用的模型。以及調查標普有沒有內幕交易，審查標準普爾有哪些員工提前知道了這次下調評級的消息。

標普發言人表示，其具備符合監管要求的相關措施和程序。而截至目前，美證交會也尚未發現標普內部人士泄露信息或有不正常的交易行為。

“對于美國政府來說，調查標普的數學模型是在拿專業性開刀，角色是否合適？此前，標普調降希臘、西班牙的時候，為什么沒有調查？而且2008年金融危機犯了那樣的錯誤也沒有調查。現在下調到自己頭上開始查了，可能用的就是同一個模型。”曾任世界銀行國際經濟部顧問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展中心顧問、現任職于今年6月剛剛成立的評級機構、北京聯辦旗星風險管理顧問公司副總經理任若恩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此前，美國《外交政策》也曾刊文稱：“評級機構的職責所在就是告訴投資者可能存在的信用風險，但是，如果政府為了維持短期市場的穩定而‘修理’這些評級機構，會瓦解它的獨立和公正，并摧毀公平的市場競爭所賴以存在的可靠數據獲取。

不過，在劉勝軍看來，“標普肯定不會迫于壓力妥協，這么一個百年老店，就靠獨立性的聲譽維持，如果妥協就是一個笑話了”

標普借此重塑形象？

無論如何，這場戲劇性的對決至少讓此前“評級機構與美國政府同謀的陰謀論”失去立場。而標普做了那個揭示皇帝沒有穿新衣的孩子，顯然并不僅僅是讓世人看到沒有穿新衣服的皇帝。這次表面上似乎鐵面無私的調降行動，也旨在提升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自己已經逐漸失落的市場形象。

2002—2007年，三大評級機構將總額約3.2萬億美元的房貸抵押債券中的絕大部分評定為最高級別AAA。但當危機來臨時，它們又迅速降低這些金融創新產品的級別，放大了危機效應，被國際輿論普遍指責為金融危機的“幫兇”

2001年10月，安然宣布公司虧損達6.18億美元。標普一直對安然債務保持“投資級別”，直到安然正式申請破產前4天，才將安然債務下調至“投機級”，劃入所謂的“垃圾債券”行列。評級機構預警信用風險的能力開始失效。

1996年9月，標普給予韓國開發銀行長期債券“A”的評級，屬于“可投資”級別，此后不久，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經濟狀況一落千丈，這些債券的等級又被降到了“垃圾”級別，

1997年7月，泰銖發生危機，標普給予泰國政府公債的信用評級仍為“A”級仍直到10月才加以調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機之際，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

《華爾街日報》分析35年的數據發現，美國幾家主要評級公司過去對政府債務違約風險的預測并不準確。比如在標準普爾1975年開始跟蹤的15例政府違約中，該公司在違約之前一年內給其中12個國家的評級為B級或更高。但標普說，歷史上B級國家在一年內違約的可能性平均只有2%。換句話說就是，這15例中有80%都被標普極大地低估一年違約的風險。

雖然，評級機構強調只發布看法而非建議，但其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世人詬病。在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主權信用評級被降級后，曾有學者強烈質疑：“難道希臘和一些歐洲國家信用價值在短時間內就能波動成這樣嗎？從很高很高跌到很低很低？”

不過，劉勝軍認為，對于金融危機中評級機構的責任不能一棒打死，“為什么金融危機的時候它沒有預測出來？(其實)，金融危機的時候很多方面(的機構)都沒有預測出來，你不能把這個責任都推在評級機構上。

亦有評論認為，標普為重塑形象而用力過猛，代價就是來自美國sec的調查。

標普的盈利之道

無論如何，標普至少這次在用自己的方式告知世人，獨立性是評級機構存在的基石。

回溯歷史，1860年，亨利•普爾出版了一本《美國鐵路及運河歷史》，旨在解釋美國鐵路公司復雜的財務狀況。不久后，亨利•普爾與其子一起創立了H.V&H.W.Poor公司。上世紀70年代，美國證監會認可標普作為“全國指定評級組織”

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的發展，在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中最早為主權國家債務進行評級的標普已成為一家全球性的金融分析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其總部位于美國紐約，目前在全球設有18個辦事處及7個分支機構，在全球23個國家擁有大約8500名雇員。

從NRSRO的統計資料來看，截至2008年6月，標普、穆迪和惠譽累計評級數量市場占有率分別達到47.23%、14.65%和36.5%和三家合計達到98.38%，幾乎包攬了整個美國評級市場。

世人好奇，標普究竟如何對一家評級機構評級？流程如何？據標普相關負責人發給時代周報記者的《信用評級基礎指南》中顯示，標普是采取分析師主導評級的模式。以評估國家為例，第一步，評估稅收政策、預算狀況、到期債務等；第二步，評估政治、社會環境，尤其是國家保證償債的愿望。最終評級決定由一個委員作出。在標普，這個委員會由5—7個高級專家組成，并由同一個人主持對某個國家的評級會議，以確保對這個國家評估的一致性。

那么標普如何收費？《信用評級基礎指南》里亦說得很清楚。“評級機構的服務模式通常包括向要求評級的發債人收取或向獲得評級及相關信用報告的訂閱者收取。

據悉，1975年之前，三大評級公司主要是靠投資者購買評級報告獲得收入；成為NRSRO之后，向證券發行人收取費用成為評級公司的獲利模式。

根據美國參議院下屬的永久調查委員會2011年4月公布的調查報告，2002-2006年間，標普來自RMBS(住房抵押資產支持債券)和CDO(擔保債券權證)的評級收入大幅增長，由6400萬美元增長至2.65億美元，到2007年，結構性金融產品評級收入已經占據標普年收入的47%。調查顯示，標普對一個RMBS的評級收費4萬-13.5萬美元不等，而CDO的收費最高可達75萬美元，且每次評級均需加收5000-5萬美元的監管費。

“其實，次貸危機后評級機構之所以遭遇指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包括標普在內的評級機構直接參與了一些金融衍生品的構建，甚至給一些發行結構化產品的公司作指引，告訴投行要怎么做才能獲得更好的評級。助推了抵押貸款證券市場，誤導了投資者。”任若恩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這也是標普之類的評級機構遭遇指責的根本所在”

盡管標普的《信用評級基礎指南》中明確表示：“信用評級是對相對信用風險的意見，信用評級不是投資建議，也不是買入、持有或賣出證券的建議，只是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可能考慮的一個因素，不是對信用質量或未來信用風險的保證。”標普全球總裁迪萬•沙馬亦在《降低對評級機構的依賴度》一文中稱，評級機構并不自詡為對未來發表理性觀點的唯一機構。過度依賴評級結果作出監管或政策決定存在風險。

但現在的評級機構的威力顯然大于最初的預想。“過去幾年，學界一直呼吁降低對評級機構的依賴，但卻并未見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采取行動。也許這次輪到美國是個機會。所謂，操縱評級結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擁有一家評級機構。”劉勝軍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反觀中國，信用評級機構起步晚，早已經被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滲透。

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巡視員、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組長吳紅介紹，2006年以來，三大評級機構在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通過收購中資評級公司，已經控制了中國2/3以上的評級市場，使中國正在喪失對本國信用評級市場的話語權和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