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手抗擊美債危機

2011年08月20日 00:53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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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大介

日本《周刊現代》前副主編講談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jtjapan2011@gmail.com

自8月5日，國際評級機構美國標準普爾公司把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頂級的AAA級下調至AA+級之后，中國的各家媒體開始爭相邀請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今后應該采取的對策”發表各自獨特的觀點。

近兩周之內，我通過媒體聽到的中國專家闡述的觀點不下100個，對此我不禁心生感慨。在這100多個觀點之中，最令我感到信服的，是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提出的“美元崩盤論”這一觀點。王秘書長認為：對于此次危機，美國最終能夠采取的措施只有兩種，或“印鈔”或“量化寬松”。但是不論美國采取何種措施都只是飲鴆止渴——美元霸權終將面臨崩盤的命運。同時，值此經濟“二次探底”即將來臨之際，中國已無余力幫助美國擺脫困境，而是應該盡快考慮如何進行自我防衛。

本文并不想點評經濟專家們的觀點。我想闡述的只是，在如此眾多頭腦清晰的專家之中，為什么沒有人提議“與日本共同攜手擺脫亞洲的困局”呢？

說到這次美國國債危機，全世界范圍內最大的受害國是中國，第二受害國便是日本。因為中國與日本是世界上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兩大債權國——截至今年5月，中國有持美國國債1.16兆美元，日本持有美國國債9124億美元。中日兩國所持的美國國債之和實際上達到了美國向海外兜售的國債總數的三分之二。美國對兩國欠下的債務分別與兩國一年的國家財政預算持平，一旦美國縮減兩成國債，那就意味著兩國的財政預算將有兩成化為泡影。但是如果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和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的日本能夠達到口徑一致，那么即使是“山姆大叔”，恐怕也不能再“顧左右而言他”了美所以此時，中日兩國應該同聲協力地提醒美國：“別和我們開玩笑了！”

先說日本對美國的“反抗史”吧。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作為美國“半附屬國”的日本對美國發生的正面反抗僅有四次。第一次是1972年田中角榮首相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其結果是招致美國的記恨，田中首相被迫下臺；第二次是在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之際，日本財務產業省“貿然”提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構想。其結果如后所述，被美國破壞；第三次是2002年小泉純一郎首相力圖實現日本與朝鮮的邦交正常化。這次的努力也因美國的阻撓而成為泡影。受到美國懲戒的小泉首相自此之后就化身成了“美國代言人”。最后一次是2009年鳩山由紀夫首相發表構建“亞洲共通貨幣”的構想。其結果同樣是招致美國的記恨，最終導致政權倒臺。

在以上的“反抗史”中，第二次和第四次“反抗史與這次的美國國債危機不無關系，在此略加詳述。

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亞洲各國對于“美元依存型經濟”的顧慮日趨加重。當時，策劃“在金融方面脫離美國”長達兩年之久的日本財務產業省一鼓作氣提出了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亞洲版)的構想，并為此游說各國。如果一旦成功，財務省“將日元作為亞洲基準貨幣”的夙愿應該能夠實現。實際上，“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雖然受到了美國的強烈反對，但是的確得到了以“東盟”為首的諸多國家、地區的贊同與支持。

同年9月，在中國香港召開的亞洲10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談成為日美的“決戰戰場”。會談的焦點集中在中國這個實力迅速提升的亞洲大家是否贊成“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上面。但是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國接受了美國的說服，選擇保持沉默。由于缺少了中國的支持，AMF構想功虧一簣。

12年后的2009年9月，曾公開表示“自去年起，源自美國的世界金融危機證明，在亞洲繼續維持‘美元基準貨幣體制’十分危險”的鳩山由紀夫出任日本首相。作為新政公約的核心內容，鳩山首相積極倡導“亞洲共通貨幣構想”。在同年10月與胡錦濤主席的首腦會談以及同年12月與習近平副主席的首腦會談中，鳩山首相闡明了該構想，并得到了中方的大致認同。

然而，步入2010年之后，鳩山政權遭到了美國方面的強勢反擊。對于美國來說，那些持有威脅到美元霸權地位的不安分思想的人，必須請他離場。同年5月31日，鳩山首相與溫家寶總理舉行會談后，馬上于6月1日匯總了“亞洲共通貨幣構想”的具體方案。然而就在第二天，拼盡全力的鳩山首相被迫辭職。“亞洲共通貨幣構想”再次葬送于美國之手。

如今需要面對的是美國國債危機了。說真心話，這次日本希望由中國提出“亞洲共通貨幣構想”。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五點：第一，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美國國債持有國；第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三，作為美國的“半附屬國”，日本畏懼美國；第四，剛剛遭受3月的東日本大地震襲擊的日本，已經無暇顧及亞洲事務；第五，當下的菅直人政權，陷入政權內部的大混亂之中，很可能8月底下臺。

回顧歷史，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這次的危機是亞洲國家因美元而蒙受的“第三次災難”，同時也可以說這是讓我們從美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第三次機會”。如果這次我們還是沒能“脫離美元、實現獨立”，那么結果就會像前文中王建秘書長所預測的那樣，中國和日本都會被“美元危機的海嘯”所吞沒。

1997年，由于中國的經濟實力尚弱，沒有進入“美元經濟圈”，所以幸免于難。2008年的時候，憑借著“4萬億元緊急財政支出”，中國勉強挺過難關。然而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了2008年那樣的余力。今年7月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已經上升到6.5%，如果美國實施第三次量化寬松(QE3)，中國有可能面臨高通貨膨脹(前文中王建秘書長預測，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將實施五次量化寬松)。如是，即使中國的CPI持續增長到10%，也將于事無補。

以中日兩國為核心設立亞洲共通貨幣的最大優勢在于：無論今后如何混亂，亞洲國家都可以獨自應對，而不必遭受美國金融政策的沖擊和影響。除此之外，今后必將更為繁盛的亞洲區域內貿易也可以在“無美元匯兌風險”的條件下順利進行，也是其巨大優勢。

作為一個在北京從事中日兩國商務貿易的日本人，我時時刻刻切實地感受著美元匯兌中的巨大風險。比如，從日本向中國出口貨物，中國企業在中國的銀行以人民幣的形式匯付貨款之后，日本企業可以在日本的銀行以日元的形式收取貨款。但是一旦在中國的銀行將人民幣換成美元匯付，然后日本的銀行將美元再次匯兌成日元。也就是說，在中國和日本，將增加兩重匯兌風險。中日兩國之間的一年貿易額達到3000億美元，這樣的不便和風險不應該存在。

實際上，亞洲共通貨幣的實現主要需要經歷三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實現區域內的無關稅化。中國已經在2010年1月與東盟啟動了FTA(自由貿易協定)，并且中國已同意明年在中國即將召開的中日韓首腦會議上，就三國間的FTA問題進行探討。料想三國的FTA應該可以在2015年得以實現。

第二個過程是實現人力、物力、資金和服務方面的自由化(實現統一市場)。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解除中國公民的簽證障礙、中國允許日本商品與日本服務的自由化是兩大要點。如果FTA得以實現，那么統一市場的實現也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個過程，就是共通貨幣的實現。

亞洲共通貨幣的實現過程可以參照歐元誕生之前EU(歐洲聯盟)的做法。1952年，作為歐洲兩大強國的德國與法國開始了在煤炭鋼鐵產業方面實現聯合生產管理，EU的誕生也從此拉開序幕。19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成立。11年后的1968年，廢除了區域內關稅；在24年后的1992年完成了統一大市場的構想；并且在10年后的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三個過程的實現整整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在實現歐元流通的整個過程中，美國可以說是歐洲聯盟最大的障礙。為了解決這個大問題，歐洲聯盟采取了經濟與軍事分離的做法，在軍事上與之共同成立了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順利跨越了美國的阻礙。

回頭看亞洲，作為亞洲兩大強國的中國與日本也可以開始設定“亞洲共通貨幣”這一目標。21世紀有著上個世紀不可比擬的社會進步速度，一旦中日兩國設定了這一目標，其發展過程一定會比上世紀歐盟的實現迅速得多。

此外，現在亞洲開發銀行(ADB)的黑田東彥總裁在1997年曾是構建日本財務產業省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核心人物。這對中日來說也是一個好消息——中國與日本應該可以很好地利用亞洲開發銀行這一優勢。

作為近年的國家目標，中國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宏大構想。然而，實現這條路最大的捷徑就是與作為鄰國的日本聯盟。日本有著近150年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經驗(包括成果和失敗的經驗)，并且擁有世界第一的高端技術。另一方面，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及豐富的資金力量，并且有著他國無可比擬的人才資源。如果兩國共同設定“共通貨幣”這一目標，互通有無，那么，相信中日兩國一定可以成功走出美國國債危機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