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借貸危機透視溫州經濟轉型之痛
三面環山,一面朝海, 偏安東南之隅的溫州自古以來被稱為“七山二水一分田”,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特殊的人文與經濟。
“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講究“功利之學”的思想,千百年來早已深刻于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們心中。
以加工制造業起家的溫州,在經歷了三十年的繁榮之后開始經歷“成長的煩惱”,產業升級、尋求轉型的口號一時間充斥著溫州全境,但是通過近年來部分溫州民營企業轉型的過程來看,步履維艱已成常態。
“短貸長投”成溫州實業維艱誘因,當年利好政策已養就了依賴外向型經濟之模式,喪失了升級能力的溫州民營企業在原材料上漲、勞動力成本提高、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的影響下,除去盲目轉型之外,多數投身房地產、高利貸等暴利陷阱中。
如何自救?如何轉型?溫州民營企業能否在時下重新闖出一條生路,尤為重要。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自發先行者,溫州成功與否對全國民營企業經濟轉型都具有示范性作用,而這轉型之路或將付出高昂學費。
“溫州模式”優勢喪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曾產生了一些具有鮮明地區特點和時代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中典型的有“珠江三角洲模式”,“蘇南模式”和時溫州模式”
其中,“溫州模式”是指溫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
但是,當年馳騁天下的“小商品、大市場”模式遭遇發展困境,原本就依靠“低成本、低技術”謀利的小商品在勞動力、原材料、人民幣齊漲的時下已經無用武之地,而當初依靠溫州人脈在全球建立起來的大市場,也倍受各方壓力。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昨日告訴21世紀網,經濟環境目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給以民營資本為主要驅動力的溫州模式帶來了許多新的挑戰,“溫州商人當年起家的都是些低技術行業,當時正逢‘短缺經濟’背景,因此發展盈利不是問題。但是這種處于產業鏈條低端的民營企業,經不起大風大浪。
來自溫州統計局的數據現實,從2001年全市GDP924億,到2010年的2926億,溫州市GDP在過去十年的復合增長率達12.2%。
但在資金鏈斷裂、實業維艱、民間金融混亂的情況下,溫州經濟在2011年或將進入拐點。
一位生產打火機的溫州商人昨日告訴21世紀網,溫州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工業化初期取得了矚目的成效,但是這一發展路徑現在已經越來越將溫州區域經濟和社會推向一個“邊緣化”的尷尬境地,“最早的時候,我一個打火機可以賺一毛錢,現在連一分錢都賺不到。
打火機行業在溫州從無到有,發展壯大,最終取代這個行業過去的龍頭老大日本,占領了世界市場。但是在這繁華的背后卻有著說不盡的悲歡離合。
上述溫州商人表示,2001年時溫州有近5000家打火機企業,占據了全球金屬打火機80%的市場份額,但是十年之后,溫州打火機企業已經不足百家,“估計最多三成的老板還在做打火機,其余的不是炒房子,就是放高利貸去了。
2008年,溫州市人民政府頒布了《關于實施工業轉型升級321行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意見》,其中重點提到“產業結構從一般加工為主向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轉變,產業鏈重心從制造環節為主向研發設計和市場營銷兩端延伸轉變,產業組織形態從傳統塊狀經濟為主向現代產業集群為主轉變,企業經營方式從粗放經營為主向集約經營為主轉變,產品層次從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為主向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為主轉變,努力構筑我市工業經濟發展新優勢。
但是,溫州當地一位官員坦言,在整個中國都在進行“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模式”的全面轉型的時候,溫州僅僅在市場的轉型中有所起色,僅僅是稍微改變了以往定位于“低檔、劣質”輕工消費品的市場擴張局面。“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轉型中,仍然困難重重。
在周德文看來,溫州的工業化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工業化路徑上。“不僅如此,作為全國著名的民間金融發祥地,在民營銀行的建設上卻并沒有顯示出領先地位。資本市場更不用提,在民營企業為主的溫州上市公司數量遠遠低于同等經濟規模的省內其他城市。
截至2011年10月13日,溫州在境內外的上市公司僅有8家,其中7家在A股、1家在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即使算上已經過會的奧康鞋業,溫州上市公司也不足10家,即使和距離較近的臺州相比也遠遠落后。
在暴利的誘導之下,更多的溫州商人迷戀炒房,甚至不惜鋌而走險借助高利貸。溫州人從生產打火機到炒房放貸的產業升級,產業資本不斷流向資產領域和虛擬經濟,而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實業空心化”導致的泡沫經濟怎么可能還繼續繁榮?
在溫州甌海農村合作銀行一位人士看來, 當今中國乃至全球已經告別緊缺經濟,到了剩余經濟年代,大量的商品過剩,“溫州企業的產品大都低端、重污染、高能耗,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唯有轉型升級或懸崖勒馬停產保全,才能保著最大利益,而不是借高利貸垂死掙扎。
“在未來10年,溫州經濟將經歷難言的轉型陣痛。”在周德文看來,2011年恐怕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面臨的生存壓力最大的年份,甚至比金融危機都要嚴峻。截止到現在,溫州中小企業已有20%陷入停工或者半停工狀態。
盲目轉型之痛
人民幣升值、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低端制造業轉移、轉型也為經濟發展大勢,企業除了適應別無選擇,唯有靠品牌、技術、定價權這些硬實力才能真正打贏這場經濟硬仗。
對于當初依賴“低工資、拼資源”起家的溫州企業,其競爭力越來越弱,企業發展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但是,周德文告訴21世紀網,他并不贊成這種喊口號式的轉型,“大多數中小企業是不可能產業升級或轉型的。只有大型企業、規模企業才有可能走上產業升級或轉型之路,但是如果盲目轉型也并非好事。
在周德文看來,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之所以跑路,就是盲目轉型失敗的典型案例,“08年轉型做光伏產業,結果投進去6個億,現在幾乎是顆粒無收。
目前,信泰集團除眼鏡業務外,還涉足光伏、房地產、進出口等產業。
對于胡福林的“出走”,溫州市甌海區政府此前給出的原因是“該企業投資面大,融資困難,資金鏈斷裂”
資料顯示,信泰集團成立于1933年,是溫州眼鏡業的龍頭企業,2010年產值達2.7億元。盡管眼鏡行業發展穩定,但是日趨減少的利潤率讓胡福林將目光投向了當時蒸蒸日上的光伏產業。
2008年,做了十余年眼鏡生意胡福林大舉進入光伏新能源產業,不僅成立了新能源事業部,還先后投資組建了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賽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溫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溫州中硅進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業。
不可否認,在轉型之初,胡福林的確在光伏產業嘗到了一點甜頭。
但是光伏產業在2009年就開始出現了全球性的行業景氣度下滑,在歐盟逐漸下調或取消補貼、歐債危機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之下,淡去了之前的光芒。
資料顯示,2010年,我國光伏累計總裝機達到了900兆瓦,比2009年增加了125%。根據《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光伏發電裝機目標被確定為2015年達10吉瓦。這意味著在未來5年內,我國光伏行業要增長10倍。
但是在全球范圍內,光伏裝機容量的過去平均年增長在每年25%左右。
這讓信心滿滿的胡福林遭遇了很大的打擊,而且為了建造他的光伏產業鏈,其已經借下了不少民間資金以及銀行信貸。
胡福林出走后,信泰集團曾經委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了資產清算,結果顯示,信泰集團總負債約13億元,其中高利貸有三四億,供應商約6000萬元,剩下的八九個億就是銀行貸款,而員工內部集資只有200多萬元。
轉型失敗讓胡福林無法如約還清這些借貸資金,但是其盲目轉型擴張的警鐘卻一直在鳴。
溫州一位擔保公司負責人昨日告訴21世紀網,欠他債的一位溫州商人此前是做汽車燈具的,“以前起家的錢是一分一分賺的,但是賺的很辛苦,他的廠子此前都是出口。這幾年,出口乏力,他開始轉型做房地產,可是國家這兩年調控,導致他現在房子不僅銷售不利,而且借貸資金也還不上。
同樣,一位生產鎖具的溫州商人告訴21世紀網,在放了兩年高利貸之后,自己已經沒有心思好好做實業了,“溫州本身就是民間資金融通很發達的地方,只是大家都追求短期暴利,導致民間借貸變了味。我現在想投新材料行業,但是這個行業產生效益至少也要3年,但是貸款卻不會給我那么長時間,因此沒有辦法轉型。
在他看來,“短貸長投”是導致溫州多數中小企業倒閉或跑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下一站,哪里?
長期以來,溫州已形成了一批以市場化網絡為基礎的分工精細、聯系緊密、生產規模化的產業集群,它們作為溫州區域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主體,為溫州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周德文認為,目前這些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主要建立在低成本要素和精細分工為支撐的規模化生產能力、以人際關系和市場網絡為支撐的營銷網絡和營銷能力基礎上,由于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牌企業、名牌產品,企業主要在規模、價格等低層次上競爭,大多數企業沒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從集群類型上屬于“小企業群生型”,并且綜合實力弱,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不是所有企業都能轉型的,我認為該淘汰的就讓他淘汰吧!”周德文告訴21世紀網,溫州大多數中小企業的結局應該是行業的橫向并購或重組,形成大的企業,“這樣不僅可以產生規模經濟,而且可以降低采購成本、增加市場競爭力,只有做大做強了,才有機會轉型。單純讓中小企業去轉型,是不現實的。
在溫州采訪調研的這些日子,21世紀網親身感受到溫州要素資源的相對匱乏,特別是土地資源十分緊缺,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調整產業結構,通過“騰籠換鳥”的辦法提升產業層次,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新發展模式。
上述溫州官員也坦言,從溫州的角度講,要緩解要素制約,推動產業升級,必須鼓勵和支持部分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等產業和企業有序的走出去,騰出發展空間。“但是,許多地區十分害怕產業的外遷,認為產業的遷出會造成本地區GDP的減少,進而造成地區財政收入減少,所以,在產業轉移問題上百般阻撓,這也是溫州經濟轉型的內在阻力之一。
資料顯示,溫州中小企業數量和產值均占全市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的90%以上。中小企業是溫州經濟的活力所在,其資金來源中,由內源融資、銀行貸款、民間借貸三部分構成。
但是,民間借貸資金很大部分處于比較分散的狀態,從而很難積聚大規模的資金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另外從內生性角度考慮,中小民營企業生產經營的規模較小,加之缺乏人才等原因,很少有主動改革的積極性。溫州地區經濟的支柱產業數十年來仍然停留在鞋革、工業電器、塑料制品、印刷等傳統產業上。
由此可見,民間借貸資金一般情況下無法主動地推進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
周德文表示,溫州經濟未來應該非常關注兩大領域,第一個領域就是金融資本領域,第二是新技術的領域。
在21世紀網調查的幾天還發現一個導致溫州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的誘因,就是賭博。
上述溫州商人坦言,賭博是導致部分老板跑路的一個重要原因,“前十幾年積累的資金,的確讓很多溫州商人腰纏萬貫,但是在富足的同時很多人迷戀上了賭博。在我們這里,去澳門賭博早就習以為常。后來經常去上海賭錢,一個組織者在上海訂好五星級酒店,一般一個套房里大概會有三、四十溫州商人,一天輸個幾百萬都是正常的,最多的一天能輸去上千萬。
賭博導致一些溫州商人為了維持生產經營不得不去借高利貸,但是全球經濟的低迷,讓原本依賴出口過多的溫州企業銷售困難,一旦還貸日到來,只能再去借其他高利貸來彌補此前賬款,于是“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導致“高利貸雪球”越來越大,于是有人跑路,有人跳樓。
資金的逐利本性和銀行授信可得性的不平等,使得在國家收緊貨幣的總量調控下不同經濟領域的流動性不平均加劇,導致溫州地區資金緊缺和資金泛濫現象并存。
企業缺錢,高利貸有錢,這種官方實際負利率與世紀資金需求推高的民間借貸資金,或已成為溫州經濟轉型的障礙,但是如何疏導是當務之急。
在下一階段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內,周德文認為需要溫州政府加大管理體制、行政體系和政府職能創新力度,在政府與市場的互動中,推進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不僅要使得民間借貸合法化,也要讓它們為溫州經濟轉型起到真正的作用。” 對于傷城溫州來說,下一站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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