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補血”
10月10日,溫州信泰集團老板胡福林在經歷了20多天的“出走”后回到溫州,在政府的介入下,信泰將通過重組獲得新生。“信泰這次就是充當了‘炮灰’。”趙海濤(化名)身穿立領綢緞襯衫、亞麻寬松長褲,坐在茶館后院的露天座上,顯得輕松自在。
實際上,像很多溫州老板一樣,他的企業也正在面臨停工的威脅。趙海濤做皮革生意已經超過10年,在溫州也算是較具規模的納稅大戶。由于今年各種成本上升,銀根又不斷收緊,趙海濤已經是很艱難地在維持企業了。
“我們溫州人資產還是不缺的,關鍵是要能從銀行貸到款,保持資金鏈。”在趙看來,信泰公司出事,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視,作為他本人而言,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政府能有效地疏通融資鏈。
隨著溫州信泰集團老板胡福林因資不抵債“出走”美國,到20天后看到形勢轉變又回國接受企業重組,這一波始于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社會討論,已經轉變為對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再次關注、對市場化金融改革的再次催促和對經濟結構轉型調整的再度考問上來。
困境:難過2008
趙海濤的皮革廠在溫州市龍灣區,有近300個工人,去年年產值達到1.5億多元。然而今年5月初盤點時,他發現2000多萬的產值最終毛利計算下來僅有20多萬,這幾乎是他經營10年來最低的利潤率。
據他說,在龍灣區聚集的皮革廠,大多數都是像他一樣1%左右的利潤率。不僅是皮革行業,“溫州制造”普遍面臨利潤下降的狀況。
“現在企業的困難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更大,2008年是沒有訂單,沒有還可以去找,現在是有訂單也不敢接,越大宗越不敢接,越接虧得越多。”趙海濤說。
原材料上幅上漲是利潤被壓縮的主要原因之一。
趙海濤列出其2008年與2011年的成本簡要清單:原材料,2008年約1500萬/月,現在約1700萬/月;助劑,2008年約200萬/月,現在約250萬/月;電費,2008年約50萬/月;現在約65萬/月;煤費,2008年約75萬/月;現在約90萬/月。“2008年時最普通的革基布每米4塊,現在漲到5塊5一米,樹脂從2008年的1萬元1噸,漲到現在每噸1萬3到1萬4,煤2008年時780元1噸,今年年初880元,現在漲到950元每噸。
除了成本的上升過快外,皮革市場供大于求,成本上升后,定價卻無法上升。“以前最普通的合成革1米能賺到1塊錢,現在只能賺到1毛錢、2毛錢,高檔一點的革以前能賺5塊的現在也只能賺1塊,現在干了2年利潤不如2008、2009年的1年。
溫州市經貿局監測的數據顯示,2011年前三個月,溫州眼鏡、打火機、制筆、鎖具等35家出口導向型企業銷售產值同比下降7%,利潤同比下降30%左右。這些企業中虧損的占1/4多,僅三成企業利潤保持增長。行業平均利潤率為3.1%,利潤率超過5%的企業不到10家。
盡管溫州市政府正在積極引導企業“轉型升級”,但趙海濤覺得有些無奈:如果是老老實實做實業,他們要面對人民幣不斷升值、原材料漲價、成本上升、工人加薪和用工荒等諸多困難,一年下來掙不到多少錢。“在這樣瞬息萬變的情況下,企業回籠資金都不易,談何轉型升級?”
但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溫州制造業當前的困境,也是貨幣政策周期性調整的產物。
用趙海濤的話來說,2008年國家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在溫州商人眼里,簡直遍地是錢,“銀行信貸員都隔三差五跑過來問要不要貸款,申貸條件也很優惠。
面對當時的情況,趙海濤和他的許多朋友都大量舉債,或用于擴大產能,或投資新興行業,甚至拿去炒樓、炒煤、炒農作物。也就是從那時起,溫州的民間借貸在這一波投資熱中水漲船高。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說,不是溫州企業家突然之間變得不理性了,他們像所有普通人一樣,都會在給定的條件下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今天之所以有一些溫州企業家熱衷于投機炒作和高利貸,是對給定環境和政策的理性反應。
但這一黃金時期轉瞬即逝。到去年年底,貨幣政策猛地收緊,一些企業就扛不住了。
趙海濤說,他的一位好友在貨幣政策擴張期內投資了塑膠、房地產、釀酒等多個行業,還在外省購入多處土地,就是因為銀行停貸,“短貸長投”的大量資金一下收不回來,被迫借了大量高利貸,導致資金鏈斷裂。
制定新規
信貸問題幾乎對中小企業造成致命并普遍的影響。
據全國工商聯的調查,90%的中小企業沒有得到貸款,浙江有80%的小企業完全依賴于民間信貸,深圳有70%的企業有融資困難。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在浙江調研時發現,當前部分地區民間金融呈現高利貸化。金融二元結構導致利率的雙軌制,即官方利率低,民間利率趨高。國有企業和政府在體制內融資,其貸款利率是非常低的,當前正規體系的貸款利率7%左右。但是民營中小企業只能依靠民間信貸,利率非常高。浙江調研時江民間借貸利率最高達到180%,武漢、南京等地最高為120%,而中小企業利潤率最好的也只有3%。
但隨著民間利率一路攀高,實體經濟又面臨利潤下降,民間借貸屢屢出現問題。
這其中,融資性擔保公司良莠不齊是一個重要原因。溫州當地的多家民營企業陷入高利貸“泥潭”中,多數是由融資性擔保公司“牽線”給其放貸。9月下旬,溫州民營企業老板跑路人數激增,與此同時也傳出了溫州市擔保協會副會長單位溫州市金橋信用擔保有限公司和理事單位溫州金泓信用擔保違規從事民間借貸生意并受到牽連,兩名實際負責人選擇出逃的消息。監管部門近日介入后,溫州當地的270多家擔保公司處于停擺或半停擺的狀態。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小企業司巡視員狄娜指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部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貨幣資本占比小,以不能變現的土地、不動產、機器設備作為注冊資本,有的非法抽逃資本,影響了擔保機構的擔保能力。另外,還有一些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仍然熱衷于從事拆借、搭橋貸款、高風險投資等,加大了機構自身的經營風險。有些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高比例收取企業保證金,甚至涉嫌非法吸存、非法集資行為,干擾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有序發展。
財政部企業司三處副處長黃健透露,當前財政部與有關部委正在著手修訂2010年4月30日頒布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新的管理辦法中,將首次明確提出重點扶持小型微型企業。在保費補助方面,也會對擔保機構開展小微企業業務進行優先支持。”黃健說。他還表示,該修訂辦法還會就中西部地區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業務進行相應的政策傾斜。
狄娜表示,下一步工作重點中包括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此外還希望擔保機構不斷創新擔保產品,可促進擔保機構逐步從原有單一經營模式向多元化經營模式轉變,從而進一步增強擔保機構整體實力,進一步提高抗風險能力。
政府“救市”
盡管溫州官方對現狀的表態是:溫州經濟基本面是良好的,但近期溫州市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止血”措施。
自國慶節前夕起,溫州市組織25個工作組進駐市級銀行機構,協助做好銀企融資對接,要求銀行關鍵時刻不抽資、不壓貸,同時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資金傾斜,確保小企業貸款增速高于貸款平均增速。
幾天后,已有銀行邁出了幫扶中小企業的實質步伐。10月11日下午,民生銀行總行相關部門在與25家溫州中小企業代表探討企業項目如何對接等問題時表態,將增加信貸規模,落實融資創新方案,同時還將提高審批和放貸效率,并首次將“企業維穩”納入考核。
此外,溫州市政府還確立了規模為5億元的企業應急轉貸專項資金,并先予撥付2億元,應急解決企業到期銀行貸款轉貸資金周轉的困難。
根據上述專項資金使用方法,企業可向派駐銀行的市政銀企聯絡服務小組提出該專項資金的申請。企業使用專項資金的時間不超過5個工作日,同期應急轉貸總額原則上最高不超過2000萬元,費用參照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由受委托銀行一次性足額向企業收取。企業應在貸款到期日前15天向貸款銀行提出續貸申請和出具貸款用途承諾書。
而貸款銀行根據借款企業的續貸申請,在3個工作日內決定是否簽發續貸承諾書。經審批同意后,2個工作日由受委托銀行與企業、貸款銀行簽訂專項資金使用協議書。
浙江省政府方面也在通過其他方式積極引導。9月29日,浙江省科學技術廳牽頭,發起成立的浙江中新力合科技金融服務有限責任公司開業,標志著浙江省首家以“科技金融服務有字樣冠名、專注于全省科技型企業并為其提供綜合金融服務的平臺類公司的誕生。
浙江省金融辦主任包純田表示,政府應該考慮怎么做好后勤、企業破產后企業主的期間暴漲、再創業等體系,引導他們通過新的組織方式,投到PE等領域去,大范圍產業轉型置換,實現科技與金融的結合。
但對于龐大的民間借貸市場而言,這些措施仍顯不夠。如何繼續保證資金鏈供血系統的正常運轉,是擺放在決策部門面前的難題。而一旦目前已經“萌芽”的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進一步擴散,勢必影響到溫州整體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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