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彥：三種協調機制應對各種風險危機

2011年11月12日 10:34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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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011財新峰會11月11-1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尋找真實的成長”，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教授青木昌彥在會上表示，關于風險危機問題，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協調機制：一是來進行整合，把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在一個框架下來進行協調，以一種更為集中的方式來進行協調，我想中國人民對此也是比較熟悉的。

以下是青木昌彥演講的部分實錄：

盧邁：下面我們想聽一聽從國際角度關于中國增長問題怎么看待。下面的演講人是青木昌彥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教授，他畢業于東京大學，對日本、美國，對世界經濟有非常深的了解，他是比較經濟制度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最后也要說，他是中國發展基金研究會時代杰出學者，下面讓我們歡迎青木昌彥教授。

青木昌彥：各位早上好，我從我的老朋友胡舒立那里收到了邀請函，讓我參加本次峰會，我非常榮幸接受了。因為我們與中國之間，尤其是學術界、政府，還有與媒體溝通，我一直是比較有興趣的。后來告訴我說，我參加的這部分議題是中國經濟新一年，但是我覺得稍微有點不安，因為在這新一年會有什么事情發生呢？是不是指2012年呢？如果是的話，說實話我可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宏觀經濟方面我不是專家，尤其是深入的了解上我也沒有太多的權威。但是不管怎么樣，從大概的范圍上，我可以從未來的角度上看一下2012年有怎樣的變化。之后可以討論一下，對中國來說可以做什么樣的準備來面對這些機遇和風險。劉世錦主任也對未來做了一個展望，我對此是完全同意的。

青木昌彥：中國現在正面臨著一個非常重要的過度階段，我想明年對中國來說將會是完全不同的一年，也就是明天和今天是非常不一樣的，包括昨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和明年將會是非常不同的一年。在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當時人口的70%大多都住在農村，從1950年到現在，從中國政府提供的官方數據可以看到，在制造業每個工人的產出增長了6倍，我說的是每個工人在服務和商品方面的產出率。所以，農民也開始進行城市化的進程，這也是和這個元素緊密相關的。農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之后，人均產出增加了6-7倍，所以這樣一個城市化，以及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這在70年代末開始的。之后工人又開始向自由經貿區遷移，這樣就出現了人均產出的高速增長。

青木昌彥：人均收入也在不斷提高，在我的計算中，人均的收入增長至少有2%是由于結構性的變化引起的，沿海區域人均收入是1萬美元，在內陸區人均收入是6000左右，所以全球的人均收入也不過1萬美元，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其實已經到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了。農業在積極參與，已經占到沿海區域的20%，日本也經歷過同樣的過程。如果說農村人口不到20%的話，整個國民經濟會有所減緩，在制造和服務業中，工人收入也會受到影響。我想在中國的確面臨著一個重大的過渡階段，中國能否順利過渡，就要看一下人力資源的增長模式會又怎樣的變化。

青木昌彥：第二，關于風險危機的問題。我們總是在想，比如說金融危機，以及金融危機的救濟方案等等，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等，怎么能夠解決這些危機？這些對經濟產生的振蕩是不一樣的，而危機對經濟的影響是各不相同的，大家可以回顧過去幾年，高速列車出現的問題以及在南韓的斷電、泰國的洪水洪災，還有最為重要的是，日本的海嘯、地震以及核電站產生的災難等等，這些都會對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對這些自然災害以及人為的錯誤引起的災害，我們如何應對，如何做好準備。還有怎么進行創新，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基于各行業是怎么進行協調，怎么進行結構組織的，所以這些都對中國經濟來說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國現在正進入一個人力資本的社會。我想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協調機制：一是來進行整合，把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在一個框架下來進行協調，以一種更為集中的方式來進行協調，我想中國人民對此也是比較熟悉的。

青木昌彥：列于世界500強企業中的中國企業，50%是國企，所以他們具有很好的中央化的協調機制，另外就是這種水平方式的協調機制。比如供應鏈，供應鏈的各個環節都是單獨的實體，但是他們都是通過一個水平的方式共享信息、共享技術，同時在產出方面共享一些信息，比如供應鏈，汽車行業就是一個水平集成的或者水平的協調機制。對于水平機制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進行監管，大家都知道福島事件，使得整個供應鏈出現了斷裂，這不僅僅對于日本經濟，對于全球經濟都帶來了重要影響，大家都知道iPhone3，如果你們回顧一下它的價值資源的話，發現iPhone價值的5%是由日本的中小企業或者中小制造者所創造的，包括小型的部件都是由日本的中小企業。韓國提供了16%，中國只有3.6%，所以如果其中的企業中間出現斷裂或者出現問題，整個流程都會出現問題，整個環節就會斷裂，整個價值鏈就斷裂了，在整個生產環節和生產流程上要進行協調。這樣一個恢復相對而言，福島事件之后進展還是比較順利的，但問題是在及時協調方面怎么來進行糾正，使得人們可以直接進行更好的預警準備。在硅谷，比如像Apple等高科技企業，對于行業來說，他們能提供一個標準或者平臺，或者設計一個硬件，智能手機等等。但是一旦這些平臺提供了之后，其它小型企業都可以和這個平臺連接起來，或者把這些平臺叫做架構。在連接的基礎上互相競爭，使得系統更加優化。所以他這樣的小型或者大型公司都是和這種接口性的架構緊密結合起來，它們成為模塊之一，這些模塊之間是可以進行替換的，而且在模塊之間也可以進行競爭，而且模塊也可以進行擴展。

青木昌彥：舉個例子，蘋果和桌面電腦是不一樣的，它有桌面系統，有iPad、iPhone，還有智能手機等等，這些不同的原件都是在蘋果云平臺上連接的，把這些不同元素連接起來，再通過不同模塊的分割，這就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使得整個行業具有創新力。我在這里提到的是三個不同的行業協調，一是集成、集中式的控制；二是水平式的協調，價值鏈上的協調；三是一個更為創新的競爭力的模塊。哪個協調方式更好呢？這主要看這個技術本身的性質，它的本質是什么了。同時也要看人力資源或者資產本身的質量，另外還有很多其它的元素。

青木昌彥：因此，我覺得在中國，特別是當中國要進入新的工業化時期的時候，我覺得這種多樣性將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同時我也覺得在中國可能我們過多的注意力關注在企業的規模，希望將更多的企業打造成全球企業，只是關注規模的擴大。但這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方式呢？是否適合于所有行業呢？在有些行業重視規模的確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其它的一些行業，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比如說信息技術和其它一些技術，也許分離式的方式更加適用，也許更能刺激創新、更加有效。非常感謝。

盧邁：謝謝青木昌彥教授，日本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如果中國經濟下一步出現轉型，我們所應該看到的企業不同的整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