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公權力是必要的中國企業家對其有偏見

2011年11月22日 16:31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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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第九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于11月22日在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酒店舉行。太平紳士雪珥表示，中國的企業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權力受害者，不過公權力是必要的。

以下為雪珥演講實錄：

雪珥：謝謝大家，非常榮幸這個話題回國已經講了三次，這是三個小時給商學院所設計的一個講座，今天要在20分鐘之內，只能給大家提供一個節本，沒有敏感詞，請大家放心，特別在發微博的時候請盡管用。

剛才上一節咱們有愛國者同志給咱們展現一個美好前景，大家都變的很Hi，正如剛才的舞蹈，我是來沖破黑色氣球。中國的企業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權力受害者，當他們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或者什么事做的不夠好的時候，他們總是會指責我們公權對他們怎么樣，感覺這個環境是不行的，這個體制是不行的，我對中國改革史從1960年以來，進行10多年深入研究體會出來一些書，在這與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在我讀書的體會當中，中國特色，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最大特點是什么呢？資本不是權力的受害者，資本和權力是兩情相悅，是權貴資本主義嗎，不是權應該是權力資本主義。為什么？因為權貴資本主義還有一個貴字，在中國企業，中國資本，中國公司起步的清朝末年的時候，包括民國的時候還沒有形成一個非常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上所有人只要你膽子足夠大，力度足夠大，還是有機會進入資本主義既得利益階層。

所以，我定義為權力資本主義。最大特點，權力是第一生產力，也是第一生產要素。如果有經濟學家給你說別的一些東西，甚至小平同志給你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你千萬別相信，因為還隱瞞了更重要的一個第一生產力。

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歷史教育不同的是，從我自己讀史的感受來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區別在于，馬克思講資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關系必然產生的一些變化。那么，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權力催生的，從誕生那一刻起，馬克思講從誕生一刻起資本主義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但是在中國資本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從頭到尾都流淌著權力的血脈，當1960年代，當中國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廢墟站立起來的時候，中國發現已經要實行改革開放，68歲恭親王突然發現中國必須面向世界實行改革開放，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發現中國進步必須依靠實業救國，依靠資本救國，在這樣一種為了救亡圖存的動機之下，資本得到權力的極大地扶持。

所以，至少在資本起步的節但不是資本的敵人，而是資本的父母，至少是他的奶父母。因為救亡圖存的需要資本力量被放大了，特別是民間資本的力量被放大了。我們從西方歷史一看，到西方各國一看因為他們擁有資本才能才這么強大，咱們就把這些力量完全放大，這是1923年的時候申報在回顧中國實業發展60年歷程當中一段總結。這段總結當時令民國統治者非常不爽，就政府對待實業態度來說，清朝末年，從1902年到1911年這9年是晚清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進行的9年，這是中國官方對實業態度最好的10年，《申報在認為這是當局者不賢不肖之分，與國體無關。當時很多人認為在共和政體下反而出現更多混蛋，在君主政體下倒是出現不少好的人。

在清末1860年代起步的清末改革當中，資本的誕生是在權力一步一步扶持之下，他有歷史的必然，而不是像咱們很多學者一直在跟大家呼吁，要制止公權力，防止國進民退。中國的問題我認為從我讀史角度，和我從事經濟投資這方面的實踐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問題不是所有成分多和少，什么成分多什么成分少的問題，而是全民一個腐敗的問題。

那么，在資本被權力催生第一階段，因為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信用交易平臺，咱們原來哪些民營企業家，或者咱們說民間商人他們沒有足夠的網絡去獲得資金，從企業建立初期就沒有網絡去獲得融資，即便獲得融資之后相互之間并不信任。比如說在座咱們今天出去之后成立一個合資公司，我相信你們誰都不愿意把你們手上的資金投資給中國經營報，因為對他不了解。當時也碰到同樣問題，誰也不相信誰，誰也靠不住，怎么辦呢？中國要發展，在這個時候只有迫切需要公權力介入。

咱們可以去看晚清很多企業發展，不管什么體制，性質的企業，在起步的時候公權力確確實實在企業內部提供了一個信用交易平臺。大家一看各投資方一看，股東一看，有政府的人在里頭，在咱們縣長，市長，省委書記在里頭，就覺得這個企業是靠譜的，一旦有了問題有人幫助解決處理。同時也提供了一個監督機制，因為有政府的介入，有政府公權力介入，中國企業在清代起步的時候有了一些基本監督，能夠防止企業過早，或者過度去做一些企業不該做的事情。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公權力放大是滿足市場的需求，而不是大清國政府吃飽了撐著去弄這個事情，當時官員去辦企業不像現在官員非常熱衷，而是非常惶恐，會帶來很多麻煩。

那么權力催生資本，當時剛起步中國資本非常薄弱，無論是國有資金，民營資金都非常弱小，特別使民營的資金。又要去做這樣實業，公權力就成為一種資本，首先他用國有資金作為引導資金進來，很多行業，甚至直接所謂商辦企業，民營企業啟動資金都是由政府提供的。甚至政府國有資金占的比例遠遠超過一半以上，這是國有資金在其引導的作用。第二用一定的專利權，比如說在座共同投資一個紡織企業，大清國中央政府說我授予你專利權，只有你這一家在10年之內可以經營，用這樣一種政策，當政府手上沒有資源的時候，最大資源就是政策，作為一種資本投入到你企業當中來。所有，當時起步的企業，不管什么體制，尤其是民營企業都是在政策扶持之下起來的。

第三個當然也官爵上獎勵，救亡圖存，為了推動中國進步當時鼓勵民間投資，特別到了甲午戰爭之后，在被日本打敗恥辱當中，看到我們民營資本應該更大，更快發展。在1998年的時候戊戌政變之后，1991年11月大清國還推出一個礦物鐵路工程，我認為在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清晰的指出中國的投資有商業投資，民間投資，國有資金來投資，有合資，而且只要公權力過度接入一定會造成傷害，要想方設法在民營當中作用，這是發布在1998年11月，我們慣常認為戊戌政變之后改革受到壓制，實際上不是的。大家從主流教科書上所看到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都是在經過康有為篡改之后完全是虛假的。

那么，在這樣一種權力資本化大清特色資本主義當中，權力資本化我總結有兩個版本，兩階段。第一階段咱們都很熟悉，也是現在被學者們，不管經濟學界，還有史學界普遍在批判就是“官督商辦”，剛起步有很多政府作為公權力投放進來，國有資金在企業內部，他國有資金所有者對自己的資產實行一定的監督，在產權上面有一定的體現，這個應該是無可厚非的。當然因為“官督商辦”造成很多矛盾，這些矛盾咱們只要靜下心來不帶任何偏見去看，有官的問題也有商的問題，更多是這個企業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斗，他與公權力主動想去剝奪民間資本毫無關系，這是我們可能一些學者為了順應當代環境，為了讓當代的企業家們聽起立根悅耳所提供給大家并不完整的一個利息信息。

那么在這個“官督商辦”過程當中，被學界廣泛批判政府從里面收取“報效”，這個企業每年要給政府提供10萬兩，作為政府興辦學堂的經費，贊助，捐款，我們進行很多批判。實際上在當時一個制度設計不完整情況下，這種“報效”是另類稅收，假如從市場經濟學去研究，并沒有對企業造成致命損害，與“報效”對企業造成損害相比，企業管理者，尤其所謂民營企業當中民營老板的這些管理者，自身貪污腐敗，對企業造成的傷害幾倍，甚至幾十倍與官方所公開收取的報效，因為這個報效是公開收取的，是公出公入，是受到所有人監督。

當然中間潛藏了很多潛規則，這就是另外一回事。權力資本化，到義和團引起八國聯軍進軍，慈溪在逃亡路上發布一個改革力度詔書，同樣被很多人所忽視，這是在辛丑年發布，大家都忽視辛丑條約非常丑陋，還有一個辛丑變法，我們繼續深化改革，完全的摒棄從戊戌變法，戊戌政變一直到義和團等等對改革的誤區，或者對改革的懷疑進行全面改革，也就是從1901年開始，中國的改革再也沒有人反對了，中國在政治上面已經不存在一個對改革反對的階層。所有人都高舉著改革旗幟，所有人對改革路徑看法，對改革怎么做的看法是不同的，這個里面代表所有人利益，改革從此更為復雜。

那么在這個時候“官督商辦”發生最大變化，最大就是官督基本上消失，只有商辦。但是官方力量退出之后，中國民營資本還是沒有錢，沒有管理能力還是沒有管理能力，絕對不是因為你頭上頂著董事長的關懷你就成為一個管理專家。所以，在這個時候政府繼續給政策，非常特殊政策，當然這個可能主要集中在鐵路投資建設上，這是大清國最大的投資項目，“租股”，就是以租為主，興建鐵路因為民間資本不夠，中國把鐵路建設全部交給民營資本，民營資本不夠，政府授予他們權力可以向全體人民增收股本金，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多交一筆稅，苛捐雜稅，所有民眾在法律上都成為股東，每個人都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是人民當家作主非常好的實踐。

在租股，尤其四川成立租股局，比地方政府的權力還要大。你如果拒絕交納你的股本金他將上門強行征收，比咱們計劃生育抓的還緊。在這么一個大的政策賦予之下，各地所謂的民營企業，尤其是全國18家鐵路建設公司，是當時最大的行業，鐵路公司都成了打著民營企業旗號，實際上又獲得了公權力極大支持的“二政府”，他們有政府權威，但是沒有政府所應該承擔的公共責任。他們打著是商業的旗號，但是他們不需要向股民負責，這就造成中國歷史上一個在當時晚清的時候，非常大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國有企業你至少還需要受到政府體制內紀檢部門控制，至少還要受到你政敵監督，但是在這些民營企業既不歸政府管，也不歸股東管，所以形成一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所謂的保路運動，就是在既得利益者推動之下所進行為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用人民的民意所發動的一場與政府之間的爭奪戰。

在這樣一種權力資本主義之下，他的核心特點沒有契約精神，沒有法制精神，每個人都在想方設法獲得最大的權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所以就搞的幫派林立，造成腐敗現象遍及各種各樣的企業。

咱們都知道國有企業，或者叫“官督商辦”的企業有腐敗，同樣在外資企業當中也出現嚴重腐敗現象。外資企業最大的腐敗是什么呢？當時外資企業一個非常獨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設計是外資企業進來之后，他必須買辦，不是現在說的首貸，又是雇員，又是合作伙伴。他們在外企當中領取高額薪水，同時領取5到6倍高額薪水所謂辦公津貼。他們買辦所有的買和賣，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必須有他們去代辦，他幫你到福建收購茶葉，幫助你銷售鴉片和軍火，從里面提高1%最高到5%的傭金。當時就有外國人感嘆，買辦掙的錢是央行掙的錢2倍以上，經常央行倒閉了，外企倒閉了，買辦花了大財。

所以，當我在看這些歷史，通過海外史料在看的時候，我感覺中國人民確實值得揚眉吐氣，在我們所說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侵奪過程當中，真正賺到大錢不是帝國主義，我們以為是替帝國主義打工的買辦，實際上是帝國主義替他們打工，這是外企。

民營企業呢？民營企業出現更多問題，就是股東之間相互的坑害。梁啟超先生就曾經寫過很多文章，來闡述在當時大力推行股份制企業，當時就在全方位推進，在推進過程當中出現很多問題，實際上就是剝奪，占用了股東們利益，出現很多種種這樣的問題。當時報刊上有一句話，中國人有一句話，寧愿一人養一只雞，不能數人牽一頭牛。咱們每個人養一只雞這個場內有幾百只，咱們大家共同養一頭牛，這個牛得惡餓死，這就反映了中國人沒有辦法合在一起，沒有血緣上監督，沒有家族上信任基礎，一定會出問題，必然出問題。

在中國經濟近代史上出現各種各樣案例，由于時間關系不能展開，就介紹一下被大家廣泛推崇的胡雪巖的財富。接受們，或者一些電視節目教你胡雪巖的智慧千萬別相信，因為你學不了，為什么？胡雪巖的財富我查了各種野史，據說2千萬兩，十幾種野史大概估計2千萬兩財富，我認認真真進行推算，最大一筆錢來自“西征借款，胡雪巖每次報給中央利潤都比外資銀行高一倍，當時曾國藩兒子在英國當公使，在日記當中老外給他講，胡雪巖報的利率差太多了，這個人把他判漢奸的罪名都不見怪，他在6進引進外資當中多報了288多萬兩，占家產14%。

同時，根據當時的商業慣例，他做成這筆買賣外資銀行必須付給他一筆傭金，這是白色收入，一般是三分之一，這筆傭金應該也是在250萬兩左右，這兩筆相加之后，胡雪巖賺的錢比外資銀行要多，在總收入當中占26%。我問聽課企業家除非你們能拿到高鐵項目，否則千萬別看胡雪巖，你在浪費時間，沒有一個良好項目做支撐，怎么能賺這個錢，還是老老實實做你的本行吧。

至于所謂的慈善，咱們今天下午要討論是企業公民，那是一個黑色氣球一碰就破。什么叫慈善？胡雪巖是我們說大善人，特別在杭州推崇非常高。我查了史料，他大概捐了20多萬兩，一兩銀子按照大米購買率就相當于捐了如今人民幣4千萬。他當時從外資銀行借款多收，每年多報的錢按當時民間拆借利率每年也得到利息也超過他所捐款的總額，這樣的慈善叫慈善嗎？他只是一個叫慈善這個名詞而已，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潤滑劑，是一個公關手段，他這筆開支不叫慈善開支，他叫公關開支。

這是在1895年的時候，日本著名的一個奸細，叫宗方小太郎，他在煙臺偵查到北洋艦隊所有舉動，他打扮成一個漁人進行觀察，他向明治天皇提交了很多戰報，其中有一個情況分析了中國情況，不止是官場腐敗，中國腐敗是全民腐敗，中國每一個人都爛了，從根子里頭爛了。他說中國的改革雖然大家被看好，因為中國將崛起世界東方，成為世界一等大國，但是觀察一個國家就如同觀察一個人一樣，你先看他的心腹，他就發現中國徹底腐爛。中國這個問題，與中國的君主共和沒有關系，中國已經跟制度沒有關系，是與全民貪腐有關系。我們說中國人是猶太，中國在歐美發達國家沒有發達的華商出現，水太清，咱們只能在混水里頭成為華商，大家如果有不同案例可以舉起來，據我所知道根本就沒有。

在這樣一個權力資本主義情況之下，百年來中國企業家為了不能成就像西方那樣，成就一些著名的企業出來。一我覺得大量經歷消耗在權力勾兌上面，第二相互扯皮上面，第三投資者和管理者也互相不信任，管理者只要一有責任就做老鼠倉，造成辛亥革命就是因為管理者將300萬兩公款挪到上海去炒股票，這300萬兩全軍覆沒，這是導致政權覆滅的一筆錢。

在今年雙十年之節之前，全篇被發表在中國經營報上，辛亥革命更多是投機應用。這是澳大利亞著名一個經濟學家提出的，中國是機會主義盛行，加劇了中國社會霍布斯式“叢林狀態”，拉高了建立社會工薪和民族共識的成本，中國不是白貓跟黑貓，是黑狼和白狼關系，甚至是一個飽狼的狀態，當你敲鑼打鼓迎上來可能是一個餓狼，經濟問題不是國與民的經濟成分，而是滲透在我們血液當中所謂貪腐，契約精神和法制精神是我們最為根本需要去重建的。

最后，這有點不適合在這個場合，以人性為中心，以利益和權衡為基本點，千萬別去相信有圣人出現。剛康有為去刺殺一個中國政府到美國去招商引資的招商局局長的時候，那個招商局長好朋友，也是康有為好朋友，咱們都知道叫秋風家，是臺灣抗日英雄，他寫了八個字，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圣人不死大康有為自稱圣人，大的強盜是不會停止的。我覺得中國社會最大的，現在最需要的應該是放下包袱，千萬不要指望有任何圣人出現，讓我們去對付每一個混盜，這就是西方政治倫理所講的，只要有公權力一定是惡，但是必要的惡，為了對付必要的惡我們需要做的很多東西不是意識形態上的，而是技術形態上，不能再推倒重來，再來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