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質疑綠大地案判決：過輕將引發不良示范效應(2)

2011年12月11日 10:50
來源：新華網作者：陳菲、趙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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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帶有明顯地方保護色彩

回顧綠大地欺詐發行案的一審審理過程，可以看出從一開始就有著明顯的地方保護色彩，當地法院為掩人耳目以及從輕發落被告可謂費盡心機。

早在庭審階段，審理此案的昆明官渡區人民法院就以“涉及商業秘密”的模糊理由把媒體全部攔在審判庭外。“堂堂一家上市公司用欺詐手段發行股票來騙股民的錢，法院卻認為是商業秘密，騙術怎能成為商業秘密？”一位資深律師就此質疑，“其不愿公開案件詳情、保護當事人的意圖十分明顯。

我國刑法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

“綠大地案中主要被告人何學葵和蔣凱西剛好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恰恰符合緩刑條件，所以被判緩刑四年，足見該案法官的用心良苦。”郭鋒說。

郭鋒同時分析指出，影響法院一審判決的因素可能很多，其中不乏地方保護主義思想作怪。

從證監會的調查報告，公安機關的調查結論，到檢察院的起訴書，再到最終法院的判決書，被告的罪名逐次減少，原來的偽造、變造金融票證、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公司印章等罪行都消失了，就連檢察院認定的違規披露信息罪也不見了蹤影。

“我看到媒體報道，地方上還為這個企業去說情，這是一種不正確的思想。不能因為一個企業對地方稅收和經濟的貢獻，就對其犯罪情況不依照法律規定處理。忽視和縱容這種犯罪，是對整個社會經濟秩序和無數投資者的傷害，犧牲的是整個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念。”郭鋒指出。

判決存諸多問題建議提起抗訴

且不說綠大地五名主要被告人全部緩刑是否過輕，僅從判決書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很多連外行人都能看出的漏洞。

我國刑法規定，欺詐發行股票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罰金。

“這意味著不管判不判刑，罰金是必須的。”郭鋒說。但法院一審判決中并沒有對任何被告人處以罰款，只是對被告公司罰款400萬元。

對檢察機關起訴的另一個罪名違規披露信息罪，法院不予認定。判決書說，綠大地虛增資產和虛增的營業收入數額達不到當期披露資產和虛增營業收入總額的30%，不滿足立案追訴條件，不能以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被告單位及五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但實際上，法院所依據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2)》列出了8種應以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予以立案追訴的具體情形，30%的標準僅是其中兩項。第八項即是：“多次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或者多次對依法應當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規定披露的。

“法院對30%的認定是否基于真實的資產和營業收入總額需要推敲，而綠大地上市后多次發布含有虛假信息的財報，單憑這一條也構成了違規披露信息罪，應該數罪并罰。”郭鋒說。

由此看來，地方法院對綠大地案的判決是否真正嚴格依照了相關法律值得商榷。

在震驚于判決量刑過輕之后，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對于違法情形嚴重、影響惡劣的綠大地案，檢察機關應該發揮作用，對一審判決提起抗訴，避免此案成為資本市場鼓勵造假的標本。

“從法理上講，檢察機關認為判決中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有錯誤、疏漏或不恰當，包括本案中量刑畸輕的情形，應可以依法進行抗訴。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曾洋建言。

但人們擔心，從各種跡象來看，綠大地案地方保護力量強大，檢方未必能夠承擔如此重任。郭鋒就此倡議，可以通過律師牽頭組織個人投資者成立維權聯盟，只要認為判決不合理的綠大地股東都可以以受害人名義加入，向司法部門，或者證監會進行反映和申訴。

郭鋒還提出，案件應該異地審理，避免地方干擾司法判決。“股票發審部門在北京，上市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又分布全國，完全符合異地審理的條件，而我國證券史上不少大案都采取了這一辦法。

民事訴訟跟進可讓違法者付出更高代價

毫無疑問，綠大地案的一審判決沒有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反而誤導了市場，形成虛假上市成本很低的印象，遠遠達不到凈化市場的目的。

實際上，這不僅僅是綠大地一個個案的問題，而是長期困擾我國證券市場的難題。多年來，我國對證券類犯罪的處罰力度都偏小。“這其中既有立法層面的問題，也有執法層面的問題。”曾洋分析說。

對于欺詐發行罪，我國刑法規定的最高刑期就是五年，罰金也是募資額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對于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而擅自發行股票的行為，最高刑罰也是處五年有期徒刑等，與欺詐發行量刑標準趨同。法律專家認為，前者量刑標準已經很低，后者性質更為惡劣，量刑卻與前者相同，整體上看法律對經濟犯罪的量刑都偏低。

“欺詐發行類犯罪行為社會危害很大，欺騙了無數投資者，妨害了證券發行秩序，違反了資本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用較輕的后果威懾一種很嚴重的行為是行不通的。”曾洋認為。

曾洋建議，可以借鑒證券市場管理較為成熟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證券監管機構認定的違法、犯罪事實，法院不再重復審查，只依據前述事實做好法律適用工作，既降低執法成本、提高審判效率，也保證了事實認定的專業性和完整性。

郭鋒也建議，下次修改刑法應該提高法定刑的上限，同時也要把民事賠償制度落到實處。在適當的時候，盡快提起民事訴訟，讓違法者付出更大代價。

據了解，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這一司法解釋對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的認定、受理范圍、訴訟時效、受理程序及管轄權、訴訟方式、歸責原則與舉證責任、共同侵權責任、損失認定等都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為廣大受虛假陳述之累的投資者提供了訴訟的法律依據和實施細則。

“虛假信息披露的民事賠償通道是打開的，法院也審理過類似案件。如果請求賠償人多的話，可能賠償金額也不會少。廣大股民通過登記，向公司或者個人提起索賠，而且對券商、律師、會計師也可以一起提起索賠。只有這樣才能讓違法付出更大代價，進而懲戒犯罪。”郭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