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順從權威是中國人的不好特點

2011年12月15日 22:30
來源：南方網作者：姜紅

0人參與0條評論

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有正確的態度，那么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

如果我頭腦中的“正確的經濟學”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那么就應該被未來的歷史學家叫作“中國經濟學派”

為慶祝羅納德·科斯教授百歲華誕，天則經濟研究所與其他學術機構于2010年12月29日在京組織了“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并邀請科斯教授、張五常教授和科斯教授的助理王寧先生通過網絡視頻參加了會議。此外，王寧先生還在2010年12月28日-29日期間在美國芝加哥對科斯教授進行了采訪。下文即王寧先生的采訪記錄。

科斯教授由于“發現并闡明了交易費用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的杰出貢獻而于1991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于1910年在倫敦出生，后于倫敦經濟學院就讀、任教。1950年移民到美國，先后于布法羅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任教，之后一直擔任芝加哥大學教授和《法學與經濟學》雜志主編。1982年科斯教授從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退休。

科斯教授很早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世紀80年代初期，科斯教授極力建議張五常先生去香港大學任教，因為他認為香港大學是當時對中國最新的經濟改革進行研究的最好地方。1993年，科斯教授邀請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近幾年，科斯教授還通過科斯基金會組織并資助了2008年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討會“工業的生產結構”。科斯教授與王寧先生合著的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書將在2011年由Palgrave Macmilan出版公司和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共同出版。

王寧先生自1998年起擔任科斯教授的助手，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職于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做學生時我就對中國印象深刻

王寧：首先，科斯教授，祝您生日快樂！您知道，現在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將要在北京舉行“科斯與中國研討會”來慶祝您100歲生日。據我所知，除了卡爾·馬克思，還沒有哪個西方經濟學家在中國贏得過如此崇高的敬意。原因是雙重的，首先是因為您的思想的巨大影響，其次是因為您對中國的特殊感情。中國文化一向重視禮尚往來。很多中國人想要問您的第一個問題是，是什么使您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

科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為什么對中國有這么大的興趣。很早很早以前，早到我都記不得具體是什么時候了，我就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了。很多年前，可能是學生時，我就讀過《馬可·波羅游記》，這本書讓我印象深刻，事實上我覺得讀過的人印象都會非常深刻。幾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國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這個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之中。

王寧：您跟張五常教授的關系是否對您的中國印象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科斯：沒有。早在我見到任何中國人之前，我對中國的印象就是這樣的了。當然，我跟五常的關系很好。很多年前，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書，后來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兩年，我們經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為了好朋友。這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我覺得那段生活使我們倆都獲益匪淺。不幸的是，兩年后，他去了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我時常覺得那是一個錯誤。

王寧：我記得張五常教授曾經跟我說，這可能是他這輩子惟一后悔過的決定。

科斯：五常說過他在香港長大，很想念大海。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理由。

王寧：如果五常留在芝加哥大學，您不認為他就不能發展出自己的思想嗎?因為芝加哥大學里當時人才濟濟，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或其他重量級經濟學家很強勢。

科斯：這個其實是不會發生的。我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和在布法羅大學其實一樣自由。

王寧：我覺得您是對的。按照張五常教授的性格，我覺得應該沒誰能阻止得了他發展自己的觀點。

科斯：我很高興后來我極力建議他去香港大學。我當時并不知道這樣做究竟有多么好。但現在看到五常在中國的影響，我覺得當年的決定是正確的。

王寧：張五常教授在中國對發展和闡述您的思想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從這點來看，當年他去西雅圖，也對像道格拉斯·諾斯和約拉姆·巴澤爾那樣的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記得諾斯說過很多次，他是從張五常教授那里學到了交易費用經濟學，而張五常教授則是從您那里學來的。

科斯：五常無論在哪兒都會取得很大的成績，這點我從來都不懷疑。好的經濟學吸引好的經濟學家，如果他當年留在芝加哥大學，他應該會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王寧：您可能是對的。如果張五常教授當年留下了，那么即使到他回香港大學之前，科斯-張五常工作小組也會延續十多年。按照您的性格，您不會在芝加哥大學強勢地推行您的經濟學觀。但如果您和張五常教授并肩合作，那您所提到的好的經濟學可能就會在芝加哥大學流行開來。

科斯：是這樣。

我們需要思想的市場

王寧：您多次提到您不喜歡“科斯經濟學”這個詞，更傾向于直接稱為“正確的經濟學”或者“好的經濟學”。您認為“好的經濟學”跟“壞的經濟學”，或者“正確的經濟學”與“錯誤的經濟學”的區別在哪兒？

科斯：壞的或者錯誤的經濟學是我叫做“黑板經濟學”的經濟學是這種經濟學不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那些只存在于經濟學家頭腦中的想象的世界，比如說，零交易費用的世界。

在經濟研究和科學追求中，思想和想象都極為重要。但學科的研究對象必須是真實世界，而不是想象的或虛構的。

王寧：既然科斯中國學會是以您的名字來命名的，那么我們就免不了要用“科斯的”這個詞。

科斯：我不喜歡“科斯經濟學”這個詞。我頭腦中的“正確的經濟學”，也就是你們稱為“科斯經濟學”的經濟學”其實是經濟學本來應該的樣子。

王寧：這個絕對正確。建立科斯中國學會的目的就是要推動“正確的經濟學”，使其流行開來取得成功。很多中國人想要問您的第二個問題是，您覺得其他的國家能從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的實踐中學習些什么？我們能否從中國模式中總結出一些共性的經驗？

科斯：我還不知道。在我們開始試著學習之前，我們永遠都不知道能學到什么。

王寧：我覺得您這個觀點是極為重要的。如果我理解得沒錯的話，您的意思是說，向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學習不同于學習一本書或一個食譜，而更像是通過做事來學習。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實驗，那么向中國學習也是一個實驗。不同的國家即使是向同一個模式學習，他們也會學到不同的東西。

科斯：是這樣的。我們所做的都是實驗。

王寧：您的話讓我想起了鄧小平的“改革就是實驗”的說法(編者注：原文如此)。但實驗并不能保證一定會成功。我們都記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驗、“大躍進”，等等。

科斯：沒什么能保證一定會成功。人生來就是容易犯錯的，我們會經常地犯各種錯誤。

王寧：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從實驗中學習。或者說，就是我們以何種方式來構建經濟和社會，才能使我們以可承受的代價來促進群體學習的問題。

科斯：對。哈耶克認為，由于社會中的知識是分散的，所以計劃經濟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個觀點是很正確的。

王寧：知識的分散化也造成了另外一個社會問題：互相競爭的思想之間的沖突。據我所知，只有人類才會為自己的觀點而戰 (宗教或者意識形態觀點)，也只有人類會愿意為自己的觀點犧牲自己。動物世界是血腥而野蠻的。但據我們所知，動物是不會為觀點而斗爭的。

科斯：這可能是對的。這也是我們需要思想市場的原因。思想可以相互競爭，但持不同思想的人們是不需要互相殺戮的。

王寧：這似乎是所有政府的第一要務：為各種觀點培育一個活躍的思想市場，以維護文明的秩序。

科斯：對。

順從權威是中國人的不好特點

王寧：您說過很多次，中國的經濟改革是非同尋常且出人意料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您認為，這場出人意料的經濟轉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科斯：關于這一點，在我們合著的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書中進行了解釋。這場改革是在人們的意料之外的，沒辦法提前預測。這應該跟一些個人有一定的關系。如果沒有鄧小平，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些在我們書中稱作“邊緣革命”的發展，包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特區等，我們是可以預料的。但當這些真的發生的時候，我們又感到非常驚訝。

王寧：確實是這樣。中國人自己也感到很驚訝。第四個問題。您對中國寄予厚望，認為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是什么使您這樣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