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破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一場自上而下的深刻變革

2012年01月20日 02:38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安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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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歲的唐學才夫婦可能沒有意識到，由其所引發的廣州增城“6·11”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廣東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

這對年輕的夫婦2011年在增城市人民醫院收獲了自己的新生兒，廣東則開始全省深入反思增城“6·11”事件過程中社會管理的缺位。

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在廣東率先破題。

一個月內由上而下的自省

“6·11”事件震動了廣州市乃至廣東省的高層領導。

6月22日下午，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張廣寧來到增城新塘鎮大敦村，與外來務工人員代表及增城市、新塘鎮大大敦村干部、管理人員和企業主座談。

他指出，“6·11”大敦村聚眾滋事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一條就是社會管理服務工作滯后，難以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存在“小馬拉大車”和“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迫切需要改革創新，轉變不合時宜的管理觀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隨后，廣東省委辦公廳下發《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對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的言行要實行“零容忍”，對于涉及面廣、社會影響大、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難點、熱點糾紛，領導干部要親自過問、親自協調處理。

《意見》出臺后，廣東即啟動了增城“6·11”事件的問責程序，新塘鎮黨委書記被免職，其他相關人員也受到了相應的處分。

而在接下來召開的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上，審議一份關于廣東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文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

2011年7月14日上午，中共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介紹了這份文件的內容——《中共廣東省委 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下稱《決定》)。

他說，第一代農民工到廣東省打工主要是為了賺錢，第二代不再想回鄉下，要在這里長期呆下去，生兒育女。政府把他們納入體制內的服務和管理過去考慮得很少。下一步要為他們提供訴求渠道：先完善組織，包括設立黨組織，設立地域為主的黨組織。

“如果政府不重視，不健全組織，不發揮他們的作用，甚至會成為反作用。”他說。

從“6·11”事件到《決定》出臺，前后不過一個月的時間。

釋放社會力量

廣東省委黨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認為，實現社會建設和管理創新需要做兩個方面工作：一是自上而下，權力下放，人員和機構進一步貼近老百姓；二是自下而上，民間尤其是基層應該建立完善相關的基層自治機構，讓民間和政府充分互動起來。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說，一個緊迫性在于，廣東去年發生的一些社會性事件，涉及到外來人口、農村土地和集體資產、環境保護等許多當前敏感的普遍性問題，矛盾沖突激烈，用朱明國的話來說，叫做“群眾已經被激怒起來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很重要一個方面是釋放社會力量。”彭澎說，比如，廣東降低了社會組織成立的門檻；又比如說，省政府在處理烏坎村事件上，都有著積極的作為。

而在此次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中，廣東誕生了一個重要的機構：2011年8月，廣東省社會工作委員會被批準設立，由朱明國兼任省社會工作委員會主任。

彭澎認為，既然成立了社會工作委員會，就應該在外來人口管理、社區管理、社會組織發展及重大社會政策出臺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彭澎說，比如外來人口管理，積分入戶不太可能解決全部問題，每年十幾萬人入戶，對應于3000萬外來人口，要多少年才能解決完？應該針對外來人口的需求，實施市民化的待遇，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如小孩免費入學、提供保障房等。

事實上，早在2011年5月，珠海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機制上開全國先河，成立市委社會管理工作部，作為珠海市委專門領導社會管理的職能部門。

珠海市政法委一位負責人表示，源頭是要治理好社會矛盾，不能光是政法這個線來辦好案子，社會管理是從基礎、從源頭上來解決社會矛盾，這有利于標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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