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為什么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

2012年01月20日 07:42
來源：《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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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講話”，是中國當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里程碑。人們今天所看到的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關。“南巡”的意義在哪里？簡單地說，它解決了當時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兩個最大的難題，即改革路線的確定和改革路線的執行。

首先是改革路線的確定。中國的經濟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開始，整個1980年代都處于一種探索狀態。在意識形態層面，執政黨內部并沒有強有力的共識，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當時稱“商品經濟”)之間搖擺。在路線不甚明確的情況下，執行必然出現問題。整個1980年代都在放權和收權之間進退無常。除了最初的農村改革很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盡管都進行了嘗試，但沒有找到一個突破口。進而，執政黨也嘗試了政治改革，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進經濟改革。不過，這方面沒有成功，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但沒南巡”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鄧小平的“南方講話”成為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導思想。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是意識形態上的重大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執政黨的基本路線，并表示要一百年不變。

路線確定之后，執政黨就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執政黨很快就進入動員狀態，聚集改革力量，實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領頭發動了一場激進的分權運動。1980年代也有分權，但其幅度和廣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權。“分權運釋放出來巨大的改革和發展能量，有力有效地沖擊了舊的體制，在很多方面破壞了舊體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和制度基礎。分權當然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但如果沒有分權所產生的諸多問題，舊體制還是會繼續牢固不動。正是因為舊的體制受到沖擊，執政黨因此進入了改革舊體制和建設新體制的階段。

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思想在江澤民和朱镕基時代轉變成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個時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8年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所看到的國有資產的流失。但是沒有這一過程，國有企業根本沒有出路。通過1990年代的改制，中國基本上實現了一個比較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在對外經濟方面，領導層也在強大的民間民族主義壓力下，在江狼來了”的驚呼聲中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從制度上和世界接軌。

改革讓中國與中共擺脫困境

“南方講話”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智慧的結晶。“南方講話”主題詞可以概括為改革、發展和穩定。通過改革得到發展，通過發展而達到穩定，穩定又促使改革的深化，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上世紀80年代末因為改革遇到困境，止步不前，社會不滿情緒越來越甚，出現不穩定狀態。在天安門事件之后，西方全方位地制裁中國，國際環境極其惡劣。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在內外壓力下，中國領導層中的一些人開始對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產生懷疑，改革迅速往回走。“中國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這是海內外很多人當時的感覺和憂慮。實際上，當時西方很多人開始討論的問題，不再是中國會不會繼續改革問題，而是共產黨什么時候會倒下，中國什么時候會像蘇聯那樣地解體的問題。

但是，不久中國所發生的證明他們錯了。證明他們錯誤的是中國人的改革智慧，而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現在鄧小平的政治判斷上。鄧小平認為，蘇東共產主義政體解體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因為那里的政權無能推行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提供經濟成果。經濟改革不能推行而導致了政權的解體，因此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執政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那么，為什么經濟改革難以推行下去呢？這里既涉及到經濟改革的策略問題，更涉及到政治改革的問題。鄧小平在1980年代也強調要通過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但沒有成功。這里的問題不是政治改革需要不需要，而是什么樣的政治改革。從蘇東經驗來看，人們看到以西方式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在民怨沸騰的時候搞西方式民主化，政治改革很快就會失控，走向改革的反面。實際上，1980年代中國本身的經驗，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仍然需要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不僅是要推動經濟發展，更是為了執政黨的生存和發展。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就是要實現這些目標。要確保這一路線的實施，政治是關鍵。近年來，人們為中國的改革提出了“頂層設計”這個新概念。但實際上，這個概念早就存在，只不過沒有明確提出來。鄧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層面進行，他當時強調“誰不改革誰就下去”。這種政治意志促成了高層的轉型，很快從1989年之后的保守轉型到積極進取。十四大之后，執政黨很快形成了一個旨在改革的強大的領導層。高層有了政治意志，有了改革共識，余下的就是執行問題了。在這方面，執政黨從地方上尋找到了動力，從社會尋找到了動力。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決定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的是路線和執行兩大因素。較之其它任何政體，共產黨最強大的優勢在于在路線確定之后，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促成政策的執行。

需要確定與執行新改革路線

而改革路線的確定和執行，正是今天的中國所最需要的。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也面臨類似“南巡”前的狀況，有一些方面形勢則更為嚴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沒有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在政治層面，無論在黨政官員那里，還是在社會群體中，人們對改革缺少有意義的共識。缺少共識是有代價的。在政府層面，人們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夠做什么、如何做。在社會層面，各種具有意識形態化的思潮(大多是進口而來)泛起，不僅沒有為人們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困惑。

社會改革在政策層面已經進行了多年。如果從十六大確定算起，已經有十來年了。不能說沒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沒有重大的突破。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沒有突破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把社會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線的高度。盡管提出了包括諸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公和諧社會”等社會改革的目標，但沒有把這些整合成為一攬子社會政策，就像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把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一樣。在社會政策沒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線的情況下，政策的執行及其力度肯定會出問題。沒有改革的共識，哪會有改革的執行力。

經濟改革方面，也類似于“南巡”前出現的停滯不前的情況，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現了倒退的現象。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內需之間的失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等等，所有這些失衡的結果，就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嚴重失衡。這一切的核心問題，就是很多年來的國有企業大擴張。1990年代中期，在很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導下，中小型國有企業被民營化或者說中國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國有企業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為企業集團，另一方面也收縮戰線，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同時，國有企業的改制也比較成功，主要是企業化和法人化。但是，國有企業此后在改制方面沒有進步，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和企業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場上的競爭，而是通過政治和行政權力而壟斷市場。再者，企業發展已經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國有企業已經不再局限于國家戰略領域，而擴張到原來民營企業的領域，造成“國進民退”的現象。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已經演變成為中國的“華爾街”問題，大而不能倒，挾持政府的經濟政策。我一直強調，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模式是兩個極端的模式，美國是“(市)場內國家”(stateinmarket)，而中國是“(政)府內市場”(marketinstate)，就是說，美國的政府是必須服從市場原則的，而中國的市場必須服從政府原則的。在美國，如果市場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失去對市場的規制，那么經濟危機必然發生。相反，在中國，如果政府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經濟危機必然發生。如果美國的危機出在華爾街，那么中國的危機必然出在國有企業。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樣呢？今天的情形和上世紀80年代的也極為類似。簡單地說就是，政治理想主義又回來了。80年代被視為是中國的政治理想主義的時代。對很多人來說，理想主義就是拋棄蘇聯式的極左思潮和貧窮社會主義，轉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場經濟。當時的理想社會表現為兩句口號，即“經濟的市場化”和上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現為(西方)自由主義成為主導或者主流話語。當然，在這個自由主義話語體系里面，官方更多強調的是經濟層面的自由主義，而民間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員中間，政治自由主義也擁有相當的市場。

這種理想主義維持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前面討論過，在蘇聯東歐事件發生之后，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判斷，即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蘇東領導集團不能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結果導致了人民的不滿和執政黨合法性的衰退。

“南巡”之后，中國社會開始大轉型，主要表現為政治空間收縮，而經濟空間大擴張。在政治上，執政黨看到了“激進”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所能產生的巨大的“負面”影響，動用一切機制來控制和消除政治自由理想主義的發展空間，同時讓出更多的空間給予其它的主義，包括保守主義、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等等。較之政治自由主義，這些主義和官方的意識形態較為接近，盡管并不是完全吻合。

但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空間的擴張。市場經濟的被合法化，給中國社會創造了無限的經濟空間。這樣，整個中國社會就面臨一種選擇：政治空間小并且風險極高，經濟空間大并且利益極大。在這樣一種選擇面前，人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即退出政治領域而進入經濟領域。政治理想主義的激情很快被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國很快從一個意識形態型的社會轉型成為利益導向型社會。此后的20多年間里，整個中國社會便步入了一個人們所說的物質主義時代。

對未來缺乏共識的理想主義

那么，現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在20多年的經濟擴張之后，這個社會原來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會。當不同社會群體發現自身在這個社會生活得不舒適甚至不安全的時候，就自然出現了各種“反現狀”的情理想主義”。今天，對每一社會群體來說，理想主義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社會形態，使得其能夠符合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的理想主義已經不是80年代的理想主義了。在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里，不同群體展現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義。或者說，現在的社會群體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訴求，不再有對未來的共識。

與80年代一樣，一邊是社會政治理想主義的興起，另一邊則是每況愈下的黨政官員的腐敗。所不同的是，現在的腐敗規模不是80年代所能相比的。80年代的腐敗集中在價格雙軌制下的“官倒”，規模并不大。但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的經濟水平仍然很低，腐敗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過，現在的一些官員一腐敗就是幾個億，甚至幾十個億。腐敗對執政黨造成的危害誰都很清楚。歷任的領導人一直在強調，腐敗會亡黨亡國。這是歷史經驗。在社會層面，人們所提出的問題就是：執政黨執政的道德基礎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幾乎是執政者之所以能夠執政的基礎。一旦道德基礎喪失，合法性危機必然接踵而來。

改革舉步維艱、社會政治理想主義的回歸、黨政官員腐敗每況愈下，所有這一切何其與80年代末相似。執政黨的回應似乎也相當的類似。盡管很多人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黨內改革派所傳達出來的信息，和80年代末的沒有多大的差別，那就是要通過政治改革來推動其他方面的改革。

中國社會又一個回歸，回歸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時期。中國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僅拯救改革，拯救社會，更是拯救執政黨。

【作者：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