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期待再次南方談話

2012年02月02日 07:57
來源：中國改革作者：周瑞金

0人參與0條評論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是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沖破“姓社姓資”思想牢籠，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軍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

回望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之后這20年，感慨系之。倘起鄧小平于地下，請他瞻望這20年，恐怕中國某些方面的變化之大會令他驚異，而某些方面的停滯不前，也許更會令老人家想再來一次南巡，再說一番振聾發聵的話。也許更人們期待著新的一次“南方談話之？

改革面臨生死存亡之際，88歲的鄧小平獨挽狂瀾，體現出極具擔當的理論勇氣與政治勇氣

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走到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是繼續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還是重提階級斗爭，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走回頭路？在這個關鍵時刻，已退休的鄧小平同志，以88歲高齡，以其巨大的理論勇氣與政治勇氣，又一次走到了中國政治的前臺。他從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來，大講改革開放，反復強調“不堅持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真是大音稀聲掃陰霾啊！只有親身經歷過當年起伏激蕩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帶來的解放思想風暴洗禮的震撼和激奮！今天重溫南方談話，我們仍然能強烈感觸到其推進改革攻堅的突出現實意義

可以說，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社會發生奇跡般的騏驥一躍，其政治基礎、思想基礎乃至社會基礎，均由鄧小平南方談話所奠定。

細察當下時局：為什么做大了的經濟“蛋糕”，卻沒能消解中國民眾的怨氣與戾氣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寫過一篇文章《勇于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標題直接源于鄧小平1993年9月16日與其弟鄧墾的一段談話。重溫這段談話，愈覺得鄧小平極具前瞻性與洞察力：“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中國現在果然就被“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層層堆疊裹挾。在一些基層組織，這些堆疊的問題，幾乎把這些年的發展成果漸漸掩埋，讓民眾悲哀且憤怒。改革啟動已經33年，曾經在“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進程中有意無意繞過去的問題，以及在改革過程中新出現的問題，正在不斷地積累和疊加。

一方面，中國的經濟“蛋糕”確實是越做越大，從GDP的總量看，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事實上，在被中國的傳統正史評價為“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國的經濟總量依然在世界上稱冠。然而，中國此后的命運所有人都已經清楚。因此，GDP再強大，也不足以保證一個國家“從勝利走向勝利”，甚至可能走向敗亡。按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說法，從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傷透了中國人心的“鴉片戰爭”前，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從22.3%增長到32.9%。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停留在農業和手工業時代的中國，才步履遲緩起來。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準地預測：中國可能在2015年恢復其世界頭號經濟體的地位，到203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還樂觀地聲稱，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會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頭號經濟體或相距不遠，但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卻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對當今中國來說，另一方面的問題更嚴峻：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卻沒有能消解中國的怨氣與戾氣呢？

從表面上看，有兩類直接的問題必須解答，也是決策層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經開始著手試圖解決的問題：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學？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攜有計劃經濟時代頑固的“轉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進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