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不公平的根源是制度變革的共識需要思想市場

2012年02月06日 18:45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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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2月4日-6日，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二屆年會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市場的力量--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年”。鳳凰網財經作為合作媒體，全程圖文直播本屆論壇。

在本屆論壇的第三天，博源基金會理事長、招商局集團和招商銀行前董事長秦曉發表演講，演講的主要內容圍繞思想市場展開。在演講中秦曉稱，在思想領域中也有類似的經濟領域中計劃和市場這樣兩種體制。他認為，中國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展開了制度變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和創造力，中國當下出現的經濟失衡、社會公平、公正問題其根源還是制度體制問題，制度的變革需要社會的共識。改革共識的形成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觀點訴求渠道，需要平等、包容、多元的政治思想氛圍，這就是科斯所講的思想的市場。

以下是文字實錄：

秦曉：各位企業家朋友，我先談談感悟，今天是我第一次來，我覺得一個組織能夠堅持了12年，我覺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第一次來到牡丹江下了飛機之后首先感覺冷，因為我好久沒有冬天到東北來了。但我回想起來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很感慨人老了不如年輕的時候火力旺了。但是也感覺到了一種熱，因為我們討論的是一些熱門的話題，我們之間充滿了一種熱烈的、溫暖的氣息，我們朋友們都是一些很熱門的朋友，所以這幾天的幸福指數比較高。

我還有第二層的感悟，這幾十年我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極大影響力的企業家群體，這是我今天看到的，有很多是我的老朋友，有很多我雖然不認識，但是我知道他們。我想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成果，或者說用我們這個會議的主題來講，是市場的力量形成的。他們盡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都經過了很多挫折，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都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在這個成功故事的后面就是市場的力量，本身也體現了市場的力量。他們的成功不僅表現在財富上，我昨天跟王慶說，你能不能算一算亞布力的成員他們擁有的財富是多少，可以算個賬的，也可能比我們想象得大得多，當然我想他們未來這個區域會擴大，這個財富也會更大。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財富，是我們體現一種、發揚一種現代中國企業家的精神，企業家的精神還是剛才胡祖六講的創新精神，對市場的敏感，也不光表現在思想的成功。企業家的精神呢，應該表現在對這個社會的關注，對公眾的關注，對正義的關注，對我們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關注。從我們討論的主題和這幾天討論的內容來看，我們創造的價值我想比我們創造的財富更重要，我懇切地祝福我們亞布力是一個創造價值的一個場所，這是我的一點感悟。

下面我要講的一個主題呢，就是中國需要一個思想的市場。這句話是科斯講的，科斯是一個著名經濟學家，他在一個多月前財經年會的時候，他給財經年會專門制作了一個視頻講話。他在講話中說，我已經101歲了，我不再與媒體打交道了，但是我一直關注中國，我非常希望通過這個平臺跟中國人民說幾句話。

首先科斯對鄧小平開啟中國的改革，對這樣一個偉大歷史運動取得的成果是高度贊賞的。在科斯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會上，周其仁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是《中國做對了什么》。周其仁說，這篇文章是特應科斯的要求寫的，因為科斯說，我誕辰100周年中，見證、看到了中國的變化，如果我的會議上沒有關于鄧小平的中國論文是不全面的。這樣周其仁受命寫了這篇文章，就是《中國做對了什么》。我覺得也是大家值得看的。

現在他依然關注中國，他肯定了中國成就，也看到、知道中國遇到很多挑戰、問題，包括經濟上的，包括社會上的，包括政治上的。他說要應對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他認為中國需要一個思想的市場。我稱之為科斯的中國命題，下面我談談對這句話的理解和認識。

人類的文明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組合，人類史就是思想和物質生產互動的歷史，思想源于民眾的生產、生活活動，但它對精神價值的形成，對真善美的追求又極大改變了民眾的生產、生活的方式和意義。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現代社會的基石是由自由、個人權利、理性、正義的價值體系，民主憲政的政體和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制三個要素構成的。其中價值體系是這三個要素的的出發點和歸宿。哈耶克講過，現代社會對自由市場的選擇，不僅是因為它可以提供更好的、更有效的配置資源效率，最本質的是它體現了人的自由和權利。同理，計劃經濟體制可能在調動資源方面更有效率，但它是以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的。因此這種體制不僅不能顯示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更主要是缺乏價值的正當性。

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后，我們都了解了市場和計劃這兩種體制的特征，計劃是一個威權的、縱向的行政管制體系，市場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橫向交換體系。中國三十多年的市場化表明，市場體制可以引發更大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從而改善民眾的福祉，提高國家的綜合能力。

在思想領域中也存在類似的在經濟領域中的計劃和市場這樣兩種體制。這兩種體制的差別表現為，思想領域中的計劃體制是對某種意識形態的信仰，而思想領域中的市場體制是一種科學的懷疑精神。同理，前者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后者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前者是個壟斷的系統，后者是個競爭的系統。因此思想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它的創造、傳播依賴的外部制度環境也應該是市場體制，不應該是計劃體制。

回顧中國百年多的現代化歷程，自晚清民國之初的西學東漸、中西之辯到五四運動倡導的科學民主啟蒙，上世紀80年代關于真理檢驗標準的討論和思想文化界的新啟蒙，20年前鄧小平南方講話解除了姓資姓社的觀念束縛、對市場化改革的正名，都顯示了思想解放產生的力量對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今天思考科斯中國命題的時候，應該回到中國當前的現實和對未來的選擇。中國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展開了制度變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和創造力，中國當下出現的經濟失衡，社會公平、公正問題其根源還是制度、體制問題。制度的變革需要社會的共識，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社會精英和民眾之間的觀念的互動和碰撞，是社會共識形成的基礎和演進的路徑。

當下，中國在一些重大的公共議題上存在較大爭議，缺乏共識，這包括：

第一，我們所致力于構建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和傳統與當代世界文明相融的文明秩序，還是一個與之相排斥的另類？

第二，自晚清已降，中國開始的現代化之路，使中國走出了貧窮、落后和愚昧，但其進程漫長而曲折，伴隨著革命、戰爭和專制，這是否表明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激進主義導致了異化？去意識形態化、告別激進主義在當下中國仍是未解之謎。

第三，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經濟獲取高速增長，但也產生了失衡，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更值得關注的是貪污腐敗滋生、道德失序、信用缺失、社會公平公正問題凸顯，這些問題的產生是改革出了問題，還是要繼續推進改革來解決？

第四，社會穩定、和諧的實現，主要是靠道德、法治和公民社會，還是要用政府的行政手段？

第五，近年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興起，從一方面講是中國歷史上長期挨打、貧窮落后種下的基因，從另一方面講，它們的本質是反現代化，反世界文明的。我們是否應該警惕這種思潮的泛濫，用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和價值理念提升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覺性，樹立大國的心態和責任感，而不是將它作為執政正當性的來源。

這些重大的公共議題關系到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共識的形成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觀點訴求渠道，需要平等、包容、多元的政治思想氛圍，我以為這就是科斯所講的思想的市場。而亞布力的企業家論壇就是為我們搭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思想市場。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