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社論：重提“事后追認”的改革邏輯

2012年02月09日 03:08
來源：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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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4日-6日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主題演講中強調“非法集資是惡法”，并以當下熱議的吳英案為例，感嘆當年鄧小平保護年廣久的舊事在今天難以重演。

張維迎所言之“鄧小平保護了年廣久”，雖已過去近30年，但至今仍是我國個體經濟發展繞不過的標志性事件：在改革開放初期，以雇工人數8人為界，超過則構成“資本家”的定性。而其時年廣久雇工不僅超過8人、且對工人有粗暴行為，于是圍繞年廣久“剝削的資本家”的爭論彌漫全國。基于此，1984年10月，鄧小平以其遠見卓識，將肯定年廣久上升到保護個體經濟發展的高度，以“事后追認”的形式有力推動了改革進程。

對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而言，“事后追認”對于深化改革而言，不僅具有偶然性，更具有必然性—因為，基于改革實踐的摸索特征，以及改革力量的平衡屬性，對諸多領域(禁區)的突破，不得不采取“先嘗試后追認”的辦法。而在諸多偶然性事件充斥的改革過程中，因原有法律、規章嚴重滯后于改革實踐，對部分改革實踐進行階段性的抑制、乃至打擊亦是一種必然。而在階段性的沖突之后，經濟發展對陳章舊習的倒逼力度又必然會逐步加大，從而造成“事后追認”之于深化改革的必然性。

當然，相對于由系統的頂層設計依序推動的改革而言，“事后追認”固然是深化改革的次優選擇。但是，事實上，對于任何一個轉軌國家而言，先驗性的完美改革路徑均不可能存在，而在實踐中、博弈中形成的“事后追認”模式，不得不屢次成為深化改革的次優選擇。

回顧改革開放33年的歷史，“事后追認”屢次成為深化改革的次優選擇：1978年，由小崗村18位農民私自嘗試的土地承包，可謂違反了其時農村集體主義的天條，但是在其時如潮般的爭議中，1982年中央以“一號文件”的形式，不僅對小崗村的嘗試予以肯定，更是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向全國范圍推廣，由此全面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上世紀80年代初，因價格雙軌制形成的“計劃內”與“計劃外”的價格落差，使得其時全國“倒爺”可謂遍地走，而由此對“投機倒把罪”的觸犯，僅1982年即判刑多達3萬人左右，但在我國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轉軌之后，不得不再次用“事后追認”的形式于1997年取消《刑法》中的“投機倒把罪”；上世紀90年代初，各地紛紛通過承包制對集體企業的僵化屬性進行突破，其時中央在一定時期的靜觀之后，于2003年不僅對之進行“事后追認”，更由中央發文全面啟動全國范圍內的國有企業(含集體企業)改制。

再回到張維迎對“非法集資是惡法”的呼吁現場、回到當下對系列民間金融案件爭議潮起的當下輿論，我們發現這是基于金融壟斷對民企發展形成持續抑制的情緒反彈。這種情緒反彈的背后，是金融制度改革相比當下經濟發展的嚴重滯后，是金融資源在國企和民企之間的嚴重錯配。這種情緒反彈的訴求，是試圖再次以“事后追認”的方式，通過次優選擇促進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必須承認這種訴求的合理性。雖然，對于金融體制改革而言，我國于1990年底分別成立了上交所和深交所，并于2009年7月A股市值首超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我國銀行業亦于1998年起通過持續注資和剝離壞賬，以近4萬億元的代價全面啟動國有銀行改制，并于2005年后陸續推動國有銀行上市，此后數年我國銀行業的凈利潤復合增長率更是年均高達40%以上。但是，我國證券市場膨脹發展的收益方，除極少數民企外，絕大多數為國企所分享，散戶投資者的虧損占比更是“十居其九”。而我國銀行業的高速贏利，并非來自其業務模式的創新，而是持續依賴于利差壟斷獲取—利差壟斷得以持續的基礎，恰恰是對民間金融的持續抑制。

對民間金融的持續抑制，往往以民企的受傷為代價—這是因為，與國企可以相對低成本從銀行借貸，以及可以通過股市、債市和信托等多元渠道融資相比，絕大多數民企不僅融資渠道單一，而且往往正規借貸無門，從而不得不高息從民間借貸。由此而論，更多的所謂“非法集資”是基于客觀無奈的選擇，而非主觀故意的欺騙，這就是張維迎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非法集資是惡法”言論獲得熱烈掌聲的原因所在，這同樣亦是吳英案英當下輿論爭議潮起的根源所在。

絕大多數被迫無奈的所謂“非法集資”，確實到了需為之“事后追認”的時候，國有金融壟斷之幕的撕開、民間金融開放之幕的拉開亦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因為，建立在抑制民間金融基礎上的持續利差壟斷，不僅已讓民眾因負利率剝奪而難以有效推動內需增長，更讓民企因融資渠道收窄(融資成本高企)而難以承受。

當然，對于改革開放已33年的當下而言，應該說系統性的頂層設計早應列入深化改革的日程之中，而不應持續依賴于“事后追認”來對深化改革形成突破。但是，基于當下相對停滯的改革而言，我們不得不勉為其難地認為，“事后追認”仍應是深化改革的次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