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和諧需要以不同聲音存在為前提

2012年02月13日 11:33
來源：財經雜志作者：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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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年滿101歲，老態龍鐘，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話想說，我斷不會接受《財經》的盛情邀請，借此機會對中國讀者發言。

中國如何變成市場經濟？

讓我先談談一些個人見聞。作為一個百歲老人，我可以說的是，一個世紀并非那么漫長。20世紀伊始，歐洲洋溢著樂觀和信心。那時，工業革命的成果已經被吸收。

但是，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年我還不到4歲。這是個絕對的災難，不僅因為數以百萬的人，為了毫無意義的目的，自相殘殺，更是因為它讓人們的態度和觀點誤入歧途。

人們對既存的社會制度失去了信心；激進的意識形態開始占據上風。歷史學家稱之為的“極端年代”降臨在我們身上。

由于自身的歷史條件，中國從更早的19世紀后期開始，就被激進的意識形態所淹沒，其整個文化傳統為知識精英所拋棄。從那時起，中國如浮云一般飄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

但是，很久以來，我對中國的未來一直抱有信心。年輕的時候，我讀了馬可·波羅游記，如他一樣，我為自己的發現感到驚訝不已。我覺得中國是個具有無限潛力的國家，不知怎么回事，它的潛力遠沒有發揮出來。我為此感到非常困惑。

然而，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發生的一切又出乎我的意料。似乎中國正努力實現其潛力。我不認為有人可以預計到中國在30年間會發生這樣的變化，中國是如何從計劃經濟快速地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呢？

帶著這個疑惑，我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王寧教授于三年多前開始寫一本書，來解釋中國如何變成市場經濟。

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目標是為了拯救社會主義。過去30年來，在中國發生的令人矚目的市場轉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這并不是否認或貶低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然而，不是中國政府，而是我們稱之為的“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

饑荒中的農民發明了承包制；鄉鎮企業引進了農村工業化；個體戶打開了城市私營經濟之門；經濟特區吸納外商直接投資，開啟勞動力市場。與國有企業相比，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邊緣力量”

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開價格也不允許，妥協的結果是價格雙軌制。而且，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中國新興的私人企業家在政治上危如累卵。

但是，這也為中國的改革創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條件。因為市場經濟當時并不是中國改革的目的，那些決心使中國富強的領導人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別無他法，中國只能走實驗之路。

這樣的心態，再加上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中國領導人胸襟開放，渴望嘗試新事物，并懷疑任何事先設定的藍圖。

如果我們還記得中國在上個世紀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趨地模仿蘇聯，我們就更加容易理解這種開放的心態及其對政策的直接影響。

當中國苦苦追尋富強之路時，它逐漸擺脫了激進的意識形態，回歸到實用主義。

在此爭斗中，中國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資源——實事求是。盡管鄧小平把它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事求是。其實是傳統中國的文化大義。

大家都知道，中國有悠久的商業與貿易的歷史。家族企業和集市長期存在。正如我從馬可·波羅游記了解到的，中國使用紙幣遠遠早于西方。

在其市場轉型期間，中國自然地從傳統中找到了許多相關的理念和制度。隨著對市場經濟的追求，中國反身求己，回歸到自己的文化根源。這個發展令人矚目。

“錢學森之問”的答案

很明顯，過去30多年中國的市場轉型只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起步, 遠不是其尾聲。

中國的市場經濟將繼續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斷向前發展。在這個過程中, 中國豐富的傳統會和多樣化的現代世界結合起來。市場社會畢竟不是什么終極狀態，而是一個開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過程。

2010年1月，羅伯特·福格爾教授推斷，在2040年中國的經濟將達到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二。

福格爾估計的中國總產量可能過高，但也有可能是太低。中國的人均生產總值依然非常低，只有4000美元。而美國的人均生產總值高達4.7萬美元，英國3.6萬美元，即使與其亞洲的鄰居相比，中國的人均生產總值依然很低, 日本的人均生產總值高達4.3萬美元，韓國2萬美元和香港3.1萬美元。由此看來，中國經濟生產力持續快速的增長，仍然有很大的空間。

回顧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嘆不已。往前看，未來光明無量。

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今天的中國通常被譽為世界工廠。美國家庭中可以隨處可見“中國制造”的產品。但是，很少有美國消費者能記住任何中國品牌。

英國工業革命和后來的美國工業革命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新產品，開創了許多新產業。中國的工業化，雖然其速度和規模給人印象深刻，但在創新方面乏善可陳。許多中國制造企業并不生產自己的產品，而是依賴于接受來自國外的訂單。

我收到過許多中國讀者的來信。經常被問的是，“科斯教授，為什么沒有中國科學家被授予諾貝爾獎？”對此，我真的無法回答。

中國已故的物理學家錢學森也許提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在與溫家寶總理會面時，錢學森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后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

錢學森之問幫我回答了中國讀者向我提出的問題。而就錢先生的問題，我卻有個答案，那是因為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

今天的中國，旨在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但是，和諧的正如這兩個字的中文含義所示，需要不同聲音的存在為前提。來自各方不同的聲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場為媒介，交相呼應，互為融合，方能共奏和諧之韻。

像所有社會制度一樣，思想市場是遠遠不夠完善的。舉例而言，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不能防止錯誤思想或邪惡信念的產生。但歷史已經表明，就這一方面來說，壓制思想市場會遭致更壞的結果。

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培育寬容，這是一服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錯誤的思想很少能侵蝕社會的根基, 威脅社會穩定。

“錢學森之問”清晰表明，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不僅是學術卓越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是開放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識基礎，沒有這樣的思想市場，人才的多樣性必將枯竭。

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商品市場的引入不僅為中國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也幸運地引導中國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