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課題組：經濟發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

2012年02月20日 09:10
來源：南方網作者：張天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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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孫立平教授指出，“轉型陷阱”直指問題的實質，概念的提出，“可以使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究竟身在何處：我們現在已經不是處在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也不是處在中間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的混合型體制的定型過程中”

-述評

◎南都評論記者張天潘

不久前，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發布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報告認為，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是陷入轉型陷阱。報告主筆孫立平教授指出，“轉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轉型過程會造就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由此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轉型陷阱”直指問題的實質，概念的提出，“可以使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究竟身在何處：我們現在已經不是處在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也不是處在中間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的混合型體制的定型過程中”

當前轉型陷阱的“五大癥狀”

報告：轉型陷阱的五大癥狀：

第一，經濟發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中國在經濟上將要面臨的問題，最現實的不是停滯而是亢奮而畸形的發展。這種畸形的發展，以片面、不惜代價追求發展速度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種折騰經濟的發展模式。在轉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經濟活動的民間動力下降，只能越來越依靠政府推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大拆大建，上大項目，辦大活動，蓋大高樓，修大廣場，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第二，體制改革從變革到將過渡性體制因素定型化。在今天，改革的動力基本喪失。之所以如此，一個基本的理由是要維護社會的穩定，實際上是維護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時也是擔心促動既得利益格局會造成的連鎖反應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將解決問題的實質性措施用維護穩定的理由加以拒絕，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

第三，社會結構趨于定型并固化為一種斷裂社會。一個逐步定型下來的斷裂社會所形成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第四，由對社會矛盾誤判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近些年來，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大維穩”的模式，即將社會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與社會穩定問題聯系起來，動員整個社會的資源進行全方位的維穩，將維穩作為權衡利弊的基本標準和基本政策取向，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

第五，社會潰敗日漸明顯。社會的潰敗，首先是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的失控和行為的失范。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

解析：總的說來，這個五大特征的關鍵詞就是經濟畸形化、體制定型化、社會結構斷裂、維穩擴大化、權力失控失范，這基本上涵蓋了當下中國社會最為焦點的主體問題。但是，這個報告還未指出這種癥狀所帶來的影響，或者說同樣也是癥狀之一的“嚴重腐敗”和“法制失效”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12月23日在北京發布首部《反腐倡廉藍皮書》顯示，目前中國腐敗主體從個體向集團化蔓延，窩案串案較嚴重；腐敗手段從顯性向隱性擴展，曲線收錢、迂回斂財、花樣翻新。腐敗者非法所得從短期向長期演變，出現了金融腐敗、資源腐敗、期約腐敗現象；腐敗范圍從經濟政治司法領域浸染到社會文化教育領域，并出現了跨國境“外向型”腐敗主體

至于法制失效則源于法律被權勢者踐踏，然后就導致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說過的：“當前，部分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現象。”這種現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律一旦被蹂躪，喪失其神圣性，就造成了民眾沒有安全感，加劇了社會的潰敗，讓轉型陷阱的風險更大起來。

改革路徑鎖閉形成利益集團

報告：轉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是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陷阱的建構與維護；從制度的角度說，則是由路徑依賴形成的路徑鎖閉。在改革和轉型的不同階段，這兩個因素互動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一般地說，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個是體制或制度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經濟社會生活規則的改變。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這主要體現為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這兩個過程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而這種關系的變化又反過來會對變革或轉型的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構成新的組合關系。在上世紀整個90年代，體制的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系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定型下來的力量左右體制變革，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

這種定型化過渡體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漸進式改革中形成的新體制本身的缺陷。這種逐步定型下來的體制以權力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為特征。恰恰是權力與市場的這種奇異結合，賦予了既得利益群體攫取社會財富的機會。

解析：通過“轉型陷阱”，讓我們不得不再次反思“摸著石頭過河”的局限性。正如報告所指出，“其實，現在中國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已經改不動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是摸石頭摸上癮了，連河也不想過了。”事實上，著名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在《轉型與經濟學》中曾比較了“一攬子改革”與經漸進改革”思路在克服改革中利益障礙上的不同效果，對我們很有啟發。在不考慮其他因素情況下，圍繞某一目標，一項一項地漸進出臺改革方案，越到后來，預期上給反對者壓力越來越大，而時間上也給了反對者充分醞釀并采取行動的機會，所以很可能導致利益沖突不斷加劇并最終終止改革。而如果把所有方案打包一攬子推出，根本不會給反對者以感受壓力和采取行動的時間，因而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推進。

因此，轉型陷阱很大程度上與漸進改革有著很大的關聯。認識到漸進的改革帶來的弊端這一點之后，就應該更好地規避它，可以在借鑒各種早已被全人類證實是有效的制度，來完善自身的體制改革，而且要實現直達核心的頂層設計，避免再重復做治標層面的各種動作(甚至僅僅是假動作)，以一個良好的制度改革來避免新的一次“轉型陷阱很大程度上與

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思路

報告：走出轉型陷阱的關鍵，是形成打破轉型陷阱的力量，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可能性有如下幾種：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實施的改革頂層設計并有相應的力量推動這個進程；二是利用現有可能的因素推動社會力量的發育，使社會力量成為打破現狀的動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機推動下的被動改變，但這要取決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省和覺悟。但不管在哪一種情況下，如下的幾個問題都是不可回避而必須加以解決的。

第一，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動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不是某些國家和地區所特有，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

第二，以體制改革再造社會活力。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是走出轉型陷阱最現實的動力。現在的許多問題，其實就是卡在體制改革上，這已經是整個社會的共識。我們認為，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促進權力公開運作、形成制約權力的機制，作為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三，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加強改革和轉型的頂層設計。從根本上來說，頂層設計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問題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這當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第一，保證民眾對改革的參與。二是防止社會的蘇丹化。

第四，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凝聚改革共識。改革陷入困境，不僅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了基礎。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作為改革的基本目標。

解析：以上的幾個對策，都在寄希望于主政者自覺自主的改革，沒有這一點，所有的改革都將難以為繼，轉型最后的歸途只有掉入陷阱難以自拔。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近日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朱小丹所說的就很有啟發，他認為，沒有革自己命的決心破不了權力利益格局。改革最大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格局，沒有革自己命的決心和勇氣，就突破不了與科學發展、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政府部門權力利益格局。要加大力度向社會放權，加大力度向下級政府放權。可取消的下決心取消，可下放的下決心下放。

當然，我們也要假設到，假如主政者沒有自我改革意識、沒有革自己命的決心怎么辦？畢竟利益糾葛越來越復雜，權力在手誰也不愿拱手讓人，這樣的憂慮是非常現實的，因為假如主政者有積極的自我改革意識，也就不會有現在這般嚴峻的轉型陷阱局面存在。正是改革的動力不足，才日漸積累成一個風險極大的轉型陷阱，而且一日不進行體制上的深化改革，風險就越大。而且由于經濟上的好轉即中等收入的實現，改革的動力日漸消解。這就好像進入了死胡同一般。

不過，我們也沒有必要灰心，隨著中等收入的來臨，中產階層的人數將會不斷擴大，公民社會也自然而然地會逐步壯大起來，人們在經濟上富裕起來，必然會在政治權利上有所訴求，開始爭取自我合理合法的基本權利，如此將會促進社會力量的發育，使社會力量成為打破現狀的動力。而且隨著全球化與社會開放，對于世界的認識越來越全面，這個時候，體制改革已經越來越成為全體民眾一致的呼聲與致力推動的共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