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江：政府責任到了無所不能無所不做的地步

2012年02月24日 18:54
來源：鳳凰網財經

0人參與0條評論

鳳凰網財經訊由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開發銀行、深圳市人民政府和鳳凰衛視共同主辦的“國際城市創新發展大會”于2012年2月23—24日在中國深圳舉行。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稱，中國政府應該講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政府，這一點我想每一個中國公民，都能體會到，但是這種責任政府的使命感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有點越走越極端了，到了無所不能，到了無所不做，那么反過來似乎不是政府做的事情，政府都做了。

以下是發言實錄：

【李曉江】謝謝主持人。很榮幸在這個講臺上跟大家交流。今天我跟大家討論的話題是多樣性和非正規。

因為我們在討論城市的質量和生活品質，實際上生活品質對于每一個人來講他心目當中追求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對于一個中產階級來講可能是500平米的花園，但是對于一個城市的新移民，一個打工仔來講，可能是一個安全的住房，一個有衛生間的，哪怕是公用衛生間的一個居所，或者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在正規的學校里上學。所以在討論城市質量和品質的時候，我想我們一定要認真地想一想中國的30年改革開放，30年的城市化當中，我們到底還有哪些，還有做得更好的事情？

兩個月以前我訪問了UBC，非常高興跟潘妮教授(音)我們有了非常好的交流，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我們達成了兩個合作協議。第一個協議是我們參加她的一個課題，她已經完成了北美歐洲生活品質的研究，剛好和我們的課題是一致的；第二個協議，我們在考察溫哥華的過程當中，我們向潘妮(音)教授提出，能不能幫我們開展土地混合使用。因為溫哥華的土地混合使用非常成功。

就在兩個星期以前，UBC給了我們非常好的一個安排，我們馬上要派出我們的研究人員去UBC來開展這樣的一個研究。

對質量問題的關心、對品質問題的關心，為什么我們要牽扯到多樣性和非正規？我們在回想30年的城鎮化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量是怎么完成的，是通過什么方式完成的。

我記得兩年以前也是在深圳，我們中國城市規劃學院的國外學術委員會在王鵬(音)局長的主持下我們在深圳舉辦了2010年的年會，做了一個報告，報告就是4億中國人往哪兒放？也就是在未來20年，因為這次年會我們是回顧前30年，展望后30年，深圳剛好提出這個命題。再展望30年，我們還有4億人口要進入城市，這4億人口怎么放？非特尼(音)教授做了很好的報告。

我們發現前30年我們很成功，所有外界都是這么評價，我們自己也是這么評價的。但是在這種評價下面，我們發現其實我們冷靜的看問題越來越多了，這個問題可能和中國的文化基因跟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我個人認為我們從事城市規劃，我經常看到中國文化傳統當中有兩個非常強烈的東西對我們城市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第一個是責任政府。中國政府應該講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政府，這一點我想每一個中國公民，或者每一個中國，特別是規劃的職業工作者都能體會到，但是這種責任政府的使命感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有點越走越極端了，到了無所不能，到了無所不做，那么反過來似乎不是政府做的事情，政府都做了。

第二，中國傳統當中，求新、求大、求秩序。經常人們說西方文化崇尚自由，東方文化崇尚秩序，我基本同意這個判斷。但是我們在把握這種秩序和“新、和“大、的時候，我們要看到另外一種危險，就是這個城市過度的拆建。甚至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到了一個城市，對這個城市做出兩句話的評價的時候，我們能聽出他的褒貶來，我說的是研究歷史的學者。

那么對于大多數研究歷史的學者來講，他的價值觀應該是這個城市保持歷史不變。但是他到了一個城市，他如果說：“這個城市變化真大！”，往往是一種表揚；他說“這個城市沒什么變化”，往往隱含著批評。我想這個真的是中國對城市文化，對人居環境的一種內在的求變的一種傳統，但是這種求變有的時候往往和文化的破壞，和不必要的重復建設相掛鉤的。

這樣的話，在這樣的一種傳統下，在這么快速的城市化下面，在行政和體制下面，中國的城市化在未來30年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或者說我們應該警覺到哪些事情？

1996年世界銀行請我到孟加拉從事一項交通項目，剛好這一年我見到兩個除中國以外最極端的例子，一個是孟加拉，一個是新加坡。新加坡建設之完美，遠遠超出我的想象，它每一件事情都是經過設計的。新加坡能做到如此極致，如此完美的設計管理，這也是一個案例。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孟加拉，完全沒有正規化可言，連最基本的基礎設施、最基本的城市秩序都無從談起。那么，我就在想中國的道路到底在這兩者之間會怎么走？至少我目前有一種感覺，中國的一線大城市，包括深圳這樣的城市來講，可能我們期望的像新加坡這樣的東西越來越多了，當然我們絕對不可能去重復孟加拉的模式，因為那是一個只有自由，只有非秩序、非正規，沒有一個正常發展的一個模式。

但是反過來，如果我們的大城市越來越正規，正規到了沒有給非正規留任何空間，沒有給多樣化留任何空間的時候，我認為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值得我們去認真反思和提醒的事情。就像我們經常講，我們的住房，要么就是政府解決，要么就是房地產商解決。所以有人就調侃說，如果中國人的婚姻都需要婚介來介紹的話，那么婚介一定是中國最賺錢的行業。道理是一樣的，那么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民間的方式，有更多的非正規的方式，來解決我們城市的發展，來解決我們城市發展當中的各種各樣的需求，不管怎么說，我們認為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徑當中，中國確實很成功地避免了過度的非正規化。但是這種必要的非正規，我認為是城市的生命所在，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吸引力所在。城市的非正規往往意味著他們需要的就業機會，非正規往往意味著共生，意味著包容，意味著多樣。在文化上，非正規能拼出最漂亮的馬賽克，今天上午劉長樂先生講到馬賽克。所以有非正規一定是多樣化的重要的來源，一定是生命力的重要的來源。那么婚非正規和正規之間的平衡，實際上是秩序和生命力，和活力之間的平衡，是防止壟斷，是讓一個城市、一個社會能夠更加全面、更加健康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2000年的時候我在深圳分院工作，我曾經問過一個大學生，在我們中科院實習的一個大學生，他是重慶人，我問他重慶好玩還是深圳好玩？他跟我說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他說深圳城市很好看，但是深圳看不到有意思的事情和人。這個可能就是深圳用很短的歷史完成了城市化，用很規則的、很正規的管理和建設來完成了城市建設帶來的一個特點，那么它會缺少這種必要的魅力、吸引力，而這種魅力和吸引力，和非正規、和多樣化是直接相關的。

最近我們在從事澳門新城的規劃研究，前幾年一直到目前，我們在北川，在玉樹一些災區進行了一些規劃的實踐，我們發現把民間的力量融入到規劃的體系內，對于城市的發展是及其重要的，也是一個城市未來更加人性、更加包容、更加親切的生命力所在。

因為時間關系，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