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小平南巡20年來的成就讓一些同志懈怠

2012年02月27日 06:44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周慧蘭曹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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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擊中了當時中國最迫切的追問——發展才是硬道理，他明確指出，“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20年后的今天，經歷了大發展之后的中國改革又面臨著艱巨的挑戰：世界經濟萎靡不振，改革難點、重點屢突不破，長期積累的矛盾到達臨界點，反改革之聲又逐漸塵囂直上。中了當時中國最

國改革到了攻堅階段，下一步如何改、朝哪個方向改，甚至還要不要改都處于激烈的爭論當中，中國改革再一次面臨重大的歷史關頭。在此，我們有必要重溫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重要精神，為正步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指明方向。為此，本報本期采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常修澤，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333期。

南巡講話的當代意義

《21世紀》：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鄧小平南巡并發表了重要講話，驅動了中國經濟的長周期發展。您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及地位？如何把握當前所處的改革或轉型階段？

高尚全：90年代初，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正處于改革低潮期，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市場經濟的聲浪非常大，蘇東劇變更使有些領導同志對是否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是否繼續推進市場經濟建設心存疑慮，改革開放陷入了激烈的思想交鋒中，并且有被否定倒退的危險，改革開放面臨嚴峻的挑戰，國家命運面臨艱巨抉擇。

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小平同志以88歲高齡南下巡視武漢、珠海、深圳、上海，途中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以其偉大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和非凡膽魄，極其堅定地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基本路線，有力回擊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糾纏和質疑，為十四大的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撥云見日，一掃改革被不斷羈絆的陰霾，極大地振奮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建設熱情，奠定了國家進一步發展繁榮的基礎。我認為，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和地位不亞于他在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進程這一歷史事件，是中華民族復興歷史上的一個關鍵事件，必將作為歷史的豐碑永載青史。

常修澤：按照我的“中國第三波轉型論”，從現代史來看，中國目前處于第二波歷史大轉型和第三波歷史大轉型的交叉期。

第一波轉型，社會制度轉型。從1919年到1949年，轉變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1956年卻轉向斯大林——蘇俄式的傳統制度，這里有深刻歷史教訓。

第二波轉型，經濟體制轉型。從1978年至今，已33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至今也已20年。我們需要深思的是：從歷史長河來看，這一波轉型完成了嗎？當初制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實現了嗎？從資源配置方式來看，在競爭領域市場機制的作用已得到較大發揮，但市場化改革整體并未完成。當初提出的一些重要戰略任務還未取得滿意的結果。有些當初定的“攻堅”戰還未攻下來。如壟斷性行業改革、政府職能轉型等，到今天恐怕都很難說已經到位，有的恐怕還沒有“破題”。此外，收入分配改革、要素和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等也沒有到位。

第三波轉型，實質是“整體或全方位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轉型”。我之所以用“整體或這兩個字，就是試圖來表達未來中國不僅是經濟體制轉型(當然經濟是主要的，是基礎層面的)，但不限于經濟。它應該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及生態環境制度五個方面，我稱之為“五環式”改革與發展轉型，即：經濟轉型、政治變革、社會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這是一個整體的發展體系和體制創新，不是單一的。

我們處在一個什么歷史方位？概括地說，第二波大轉型尚未完成，第三波大轉型又嚴酷地擺在面前，中國目前處于這樣一個歷史交叉點上。與此相適應，中國當前面臨的改革任務既迫切，也相當艱巨和復雜。

《21世紀》：20年前，鄧小平以最直接的方式擊中了當時中國最迫切的追問——發展才是硬道理。20年后的今天，發展是否仍是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如何看待未來改革的任務和方向？

常修澤：可以說，仍是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但要有新思維。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不發展行嗎？在中國要不要發展問題上，我認為，社會是有共識的。

問題在于，我們到底追求什么樣的“發展”？這里的“發展”不能狹義地理解為經濟增長。我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提出，到底是單一的唯GDP掛帥，還是更加注重人的發展？從當今世界潮流看，“促進”人的發展是人類的歷史使命。人民要求“有尊嚴地生活”、“幸福指數提高”，為此“發展？必須要有新思維，要強調人本導向、“包容性”發展？特別是把社會公平正義納入“發展？的內涵。當前，中國正處在新的發展理念與傳統發展理念博弈的時刻，我們面臨從“物本導向”向、人本導向、戰略提升的歷史性任務。

提高發展的包容性，不僅要提高即期發展的包容性，還要提高可持續發展的包容性。這就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去年9月《新華文摘》轉載了拙作《天地人產權論》，指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包括人的生存發展環境(“天地)、人的生存發展資源(“地人)和人自身的生存發展(“人與)的完整體系。而“天地人產地人產權人與都有各自的產權，只有建立完備的環境產權(“天地)、資源產權 (“地人)和人力產權等(“人與)廣義產權制度，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高尚全：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特別強調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性，強調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共和國前30年的歷史已證明計劃經濟行不通，后三十年則表明市場經濟能夠使經濟發展、人民幸福、社會進步。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說是市場逐漸代替行政計劃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的過程。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變化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的結果。

實踐證明，改革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有些人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提出了“中國模式”，認為這種行政主導、受控市場的模式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發揮了巨大作用，應作為“中國模式”固定下來。但這種提法本質上是對市場經濟這個改革方向的扭曲，因為當行政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固化時，市場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小平同志說，人民群眾就是看實踐。毫無疑問，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深化改革呼喚制度創新

《21世紀》：20年來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制度紅利推動經濟增長，也是增量式改革，這種改革模式在當前是否已走到盡頭？深化改革需要怎樣的制度創新？

高尚全：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是改革開放的動力源泉。20年前，中國處于一個歷史十字路口，極左回潮嚴重阻滯改革前進的步伐，小平同志不顧八十高齡，毅然南巡發表重要講話，讓中國改革獲得了充沛的思想動力和巨大的前進勇氣。小平同志在深圳考察時鼓勵廣大干部群眾：“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闖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20年來，我們憑這么一口氣、一股勁，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

但20年來的成就讓一些同志們懈怠了，滿足于已取得的成績，甚至唯恐自己在改革過程中因機制尚不健全獲得的一些利益在下一步改革中被取消掉，從而淪落為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階層，并急于將現在這種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固定下來。

譬如“利率市場化”，目前幾個國有大商業銀行，都是80年代到90年代通過改革打破原來財政金融不分家、又打破各種條塊限制的結果，是改革的受益者。由于改革尚不徹底，金融領域的行政干預仍在：貸款利率放開了，存款利率仍由行政控制，使得國有大商業銀行在這種仍然較扭曲的體制下獲得了很高的存貸差收益，造成了資源配置扭曲，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據銀監會最近發布的材料，2011年商業銀行凈利潤全年10412億，比上年同期增長36.3%。但當今天需要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時，曾經的改革受益者、推動者卻屢屢以條件不成熟為借口阻撓“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進程。若這樣的金融改革不徹底，導致實體經濟困境，那么最終國有大銀行也將受損。既得利益者不是不知道這種后果，但由于既得利益使他們邁不動步子，從而變得目光短淺。

要突破改革的羈絆，必須從思想、組織、制度上落實南方談話精神。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穩定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他告誡我們：“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當前，深化改革必須加快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以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加快以完善生產要素市場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在行政、社會公經濟體制等各領域吸收先進經驗、大膽創新。我們必須有緊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同時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避免改革目標落空的危險。

常修澤：推進制度創新，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矛盾。當前的新情況、新矛盾是什么？除經濟領域外，我很關注民生和社會領域的體制創新。

民生領域主要是公共服務體制創新問題，既涉及經濟，又涉及社會。中國在進入新階段后，社會經濟領域矛盾已發生某些變化。私人用品的供給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緩解，目前比較突出的是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短缺，如保障房短缺，教育、醫療衛生短缺，社保、就業短缺，公共文化、環境保護等短缺。政府必須承擔起為老百姓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責任，這是加快推進民生工作的關鍵所在。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合理，又與社會領域改革滯后直接相關，迫切需要通過改革加以解決。所以，我主張，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體制創新，下一步應扎實推進，重點在“破題”和服落實”上下功夫。

社會領域主要是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改革開放33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和利益格局已發生并將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當前社會管理面臨諸多新課題，應圍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進社會領域體制創新，這是下一步中國改革的新境界、新天地。首先，設法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其次，建立利益表達協調機制，拓寬群眾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渠道，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協調各階層利益的機制，注重建立矛盾的預防和調解機制，盡量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狀態。再次，處理好“維穩”與“維權”、“對抗”與“對話”的關系。我建議社會管理應當維權第一，通過維權來促進維穩(因為一些不穩定因素是由于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才產生的)；同時要學會并采取措施與公民對話，用，有組織的對話”來代替“無組織的對抗”。最后，要按照培育發展和監督管理并重的原則，對社會組織認真培育和管理，支持社會組織依法自主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近年來，廣東、上海等地積極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取得了新鮮經驗，應及時總結交流，通過創造性工作，促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

《21世紀》：當前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日益引發社會的關注，“共同富裕”如何實現？

高尚全：當前，經濟發展已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在小平同志要求的促進共同富裕方面還要進行很大的努力。小平同志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時，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實現共同富裕，減輕貧富分化不僅僅是小平同志的要求，也是我們在未來發展過程中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實事求是地面對、分析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基礎。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不僅牽涉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基于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一些深層原因，它的最終解決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完善有賴于公民權利保障、公權力制約、政府轉型等更深層次的問題的解決。

市場經濟更多地是解決發展的問題，當經濟發展有了一定基礎，就需要將過去有所忽視的與市場經濟的配套體制改革提上日程。21世紀已過去10年，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可以說與小平同志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現階段改革的重點就是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把管制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

常修澤：確實，分配領域矛盾比較尖銳，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日益引發社會關注，深刻影響著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需要強化“包容性發展”、“共享性發展”的理念，實，

現由“國富”到“國民共富”的轉型。不久前，我在《人民日報》關于“包容性體制創新”中，專門提出了“分配體制創新：包容‘國富’與‘民富’”的命題。針對“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矛盾比較突出”的現實，我強調三點：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兩個同步”增長；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突破收入分配的體制瓶頸。

收入分配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制度體系，其中潛藏著諸多深層次體制性障礙，如勞資關系、土地資源產權、壟斷行業壁壘、個稅體制、國資紅利問題等。因此，需要超越收入分配，尋求收入分配改革的三個提升：一是由促進經濟發展切入，向促進人的自身發展來提升，主要是勞動者權利問題。二是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產權制度改革來提升(因為收入不公的問題，其深層原因是產權制度的缺陷，如土地資源產權缺失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等)。三是由財富創造和分配機制轉型切入，向政府和社會方面的轉型來提升，包括控制政府的“三公消費”和國資分紅制度問題。

尋求改革共識

《21世紀》：二十年前，鄧小平一語“不爭論”終結了對“左”與“右”的無謂紛爭，開啟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航程；20年后，為獲得改革的共識，需要把握什么精神？

常修澤：問得有意思。我年輕時讀老子的《道德經》，記得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常修是常規、規律，包括經濟、自然、社會規律。“知常容，是說掌握了客觀規律的人，胸懷就會寬廣，“容量”就大；“容乃公”——胸懷寬廣、容量大以后，才能夠公平、公正、公道。今天研究改革，尋求改革的共識，應當樹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

經過33年的改革發展，中國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下一步往哪里去？需要深思，這涉及到對改革大局的把握。正像二十年前鄧小平在南方說的那句話，“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這點應該看得很清楚。現在社會矛盾比較尖銳：社會腐敗嚴重；收入分配不公；公民權利缺乏有效保障(特別是在征地、拆遷中的矛盾較尖銳)。小平講的“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這句話，對今天具有警世意義。應按照正確的方向和路徑推進改革，使體制創新取得較好結果，從而使中國避免陷入“陷阱”

從全球范圍看，2011年世界爆發的幾起重大事件(如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北非變革事件等)表明，盡管各國民眾訴求的側重點和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如發達國家的民眾主要不滿經濟不公平，發展中國家的民眾除了不滿經濟不公平外，還不滿政治不公平。由此看來，民眾呼喚“保障和改善民生”、“社會公平正義”的訴求是共同的、本質的。這是時代的最強音，也是中國體制創新的基本價值取向，堅持這一點，可凝聚社會各方面的改革共識。

基于這一判斷，改革要有“雙線均衡”思維，我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講到“兩個雞蛋”理論，即“在社會公平和市場化兩個雞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個“雞蛋”打破。打破經濟市場化這個“雞蛋”理中國很麻煩；打破社會公平這個“雞蛋”理中國同樣麻煩。在改革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兩種現象：一方面，要推進經濟市場化，但要防止“權貴”；另一方面，要尋求并實現社會公平，但要防止“民粹”。當前主要是“權貴”問題。我認為，無論是“權貴”還是“民粹”。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實質上都是不利的。要把這點看透。總之，本著“有容乃大”的精神，胸懷更廣一些，思想更超越一些。

高尚全：縱覽中國歷史，但凡改革者，從商鞅到戊戌六君子，且不論改革者的結局，在任何一次改革過程中，改革所受到的反對、抵制、污蔑乃至改革者遭受的詆毀、謾罵等都如出一轍。面對各種壓力，除了決策層必須堅定不移，改革者也必須有巨大的勇氣直面各種非議。

今天的改革，同樣如此。有些人抓住改革過程中的一些疏漏及政治體制、社會配套制度等改革滯后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利用民粹思潮，對改革開放、普世價值大肆攻擊。這些明顯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方針路線截然相反的言論不僅沒有受到約束，反而愈演愈烈，而一些改革呼聲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呼聲卻屢遭非議。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完善和社會、政治體制改革前進的步伐似乎都受這些因素影響而裹足不前。反改革的言論聒噪不已，支持改革的聲音反而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中國改革事業似乎又面臨嚴峻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溫故小平同志的講話，小平同志要求“不爭論”的目的就是要爭取時間干。他告訴我們：“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了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影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時就交待我們，不要怕被扣帽子，甚至不要怕犯錯誤。

改革必須要有敢闖、敢拼的勇氣。前不久，廣東在深化體制改革時提出：“要大力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加大政府職能轉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會組織‘放權’，敢于讓社會組織‘接力’。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給社會組織。”把政府權力，大幅度地交給社會組織，這是我們從未嘗試過的事情，但小平同志說過，要大膽地試，即使犯點錯誤都沒關系，這種改革的勇氣就是我們今天特別需要的。改革必須充滿勇氣，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