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智慧：“問題官員”復出應受社會監督

2012年03月01日 00:47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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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曾因上海“11·15”大火撤職的原上海市靜安區委副書記、區長張仁良和原副區長徐孫慶，悄然復出；去年11月，因宜黃自焚事件被免職的江西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縣長蘇建國獲新的崗位任命。

“問題官員”頻頻“無障礙”復出的現象已經引起公眾對官員問責制度的質疑。據不完全統計，從2008年至今，已先后有十余名官員在被問責免職之后復出。

“相比官員被問責時的高調，官員的復出往往顯得相當低調。”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鼎業律師事務所主任許智慧認為，一些官員被問責只是為了一時的息事寧人，長此以往將侵蝕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建立更加科學的官員問責及復出機制是當務之急。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許智慧在即將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將提交“建議完善問責官員的復出制度”的議案，建議包括官員問責的信息公開、官員復出的實體條件和程序。

《21世紀》：被問責官員頻頻復出引起坊間很多質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許智慧：近年來，問責官員復出的現象確實比較多，例如宜黃拆遷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上海靜安區大火事件等等。相比官員被問責時的高調，官員的復出往往顯得相當低調。正是這種近乎神秘的低調，引起公眾的各種猜疑。

從問責官員消失于公眾視野到重新走馬上任，公眾對相關情況往往一無所知。正是這種不公開、不透明的神秘感，令公眾質疑官員問責制度形同虛設。

所以，公眾質疑和不滿的并不完全是被問責官員復出這件事本身，而是被問責官員復出的不明不白，歸根結底是因為官員問責及復出制度存在問題。

《21世紀》：被問責官員的復出是因為缺少相關規定，還是有規定而沒有被遵守？

許智慧：目前關于官員問責及復出的規則只是散見于一些規范性文件中。

除最新出臺的2010年中央辦公廳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還包括2002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2004年《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2008年《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200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但是上述文件對于官員問責及復出問題尚未在制度上形成體系，存在諸多漏洞。

《21世紀》：您對官員問責和復出機制的完善有什么建議？

許智慧：我認為這個機制從官員受到問責時就應該啟動。

在官員受到問責時，應明確官員受到免職等處分結果的具體內容，例如是否終身不再任職，免職的最短期限等。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經調查確定有重大過錯并造成公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原則上不應重新任用；復出時間的選擇也不應采用機械性的一年標準，而應在免職同時公布具體的免職最短期限。以上信息均應公開并進行有效的公示。

《21世紀》：對于官員復出的程序，怎樣設置才能更合理？

許智慧：首先是從制度上確立官員復出必須滿足的實體條件，并將這些條件明確細化。比如何為“實績突出”，何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是否已經經過了免職期限等。這些要求都應該進一步明確并做細化規定，便于操作。

其次，官員復出的程序設置也應審慎設計，例如復出提名、復出的考察、復出的討論決定，都應當予以明確。此外，還應當加強源頭治理，干部選拔任用機制要進一步健全，用人失察、失職也要負重大責任，并用制度加以規范。不僅要嚴厲約束復出官員，更要嚴厲約束任用復出官員的官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建立和完善官員復出的社會監督機制，建立社會意見征求機制。在實際操作中做到信息公開、主動公示及建立公眾意見回應渠道，包括明確并公開復出官員的完整信息尤其是問責歷史信息、復出任職的事由、依據、程序等；在任用結果公示時更要注重社會的回應和主流意見，甚至可以開聽證會，在多數民意認可的基礎上才能復出。問責官員復出信息應當在原免職地公示。

在這整套程序之外，還必須加強人大在官員問責和復出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的官員問責，絕大多數是上級問責下級，而真正對官員的選舉任命有決定權的人大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應當考慮將問責官員的復出事宜作為專項工作列入人大的權力范圍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