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調研配套體制必不可少

2012年03月05日 02:36
來源：上海證券報作者：郭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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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不能再拖了！”談到目前收入分配形勢時，每年都大力呼吁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今年再次表示。事實上，此前出臺的“十二五”規劃已經確立了未來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思路，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將“盡快出臺”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表示，今年將圍繞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開展調研議政和民主監督活動。遲福林今年也再次提交了呼吁盡快進行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冀望總體方案能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出臺。在具體改革路徑上，基于目前收入分配的癥結同時存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上，相關的配套改革將必不可少。

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

財政收入高增長城鎮居民收入跑輸CPI

相關建議

短期：增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提高國企紅利對社保支出比例

長期：實施社保繳費返還、加大減稅力度、降低壟斷行業門檻

從統計數據上能夠明顯觀測到的是，2011年財政收入高速增長。財政部公布的統計顯示，雖然2011年經濟增長較前年速度有所放緩，GDP增長速度下降1.1個百分點，但去年全國財政收入還是完成了103740億元，增長速度24.8%，較前年反而繼續提高了3.5個百分點。由此導致去年財政收入和GDP增長速度間的差距，進一步從2010年的11個百分點擴大到15.6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也從前年的20.9%上升到22%。

另一方面，2011年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間的增速差距也在加大，財政收入增速和農村居民、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速差距分別從2010年的10.6%和13.5%，進一步擴大至13.4%和16.4%和而其中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更是繼續落后GDP增長0.8個百分點。

此前，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院表示，通過研究發現從初次分配環節來看，從1992年截止到目前可查數據較完善的2008年為止，住戶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從66.06%急劇下降到57.23%，減少了8.87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占比則增加了0.95和7.89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目前的再分配環節不僅沒有緩解這種趨勢，反而再次加重了收入增長的不平衡。1992年，通過再分配后，居民收入占比分別提高了2.28個百分點；而到2008年時，經歷再分配環節后居民收入在最終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反而較初次分配再次下降0.12個百分點，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楊澄宇表示，行業壟斷還是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據統計，過去20年間非金融企業凈利潤占該部門增加值比重迅速上升，從上世紀90年代的22.5%上升到最近的32.6%。如此高的凈利潤率與壟斷國有企業保留大量壟斷利潤有直接關系。

在解決辦法上，專家認為，長期來看降低行業壟斷和實施減稅分別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上有效改善目前“國富民窮”趨勢的有效辦法。世行近期發布的報告亦建議，中國未來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對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進行改革重組，減少民營部門的進入和退出障礙，加強包括戰略性和支柱性產業在內的所有部門的競爭。

但上述兩條途徑短期來看都難以見效。首先在目前國有企業改革道路上，還存在相當多的爭議。另外鑒于目前財政支出增長的剛性，大規模減稅難以一步到位。世行亦建議未來中國仍需通過籌集充分的財政收入以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履行支出責任，和滿足日益增長的支出需求。

對此，專家提出了一些短期內可嘗試的做法。財政部財科所國有資本室主任陳少強建議，未來應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范圍，提高央企紅利征收力度，并加大央企利潤對公共財政和社會保障的投入水平。據其此前的統計，2008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投入實施的前三年中，只有不到1%的部分投向社會保障，而近期才開始加大國企紅利對公共財政和社保預算的投入力度。

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則認為，在上述加大壟斷行業利潤對社會保障補充力度的基礎上，未來可嘗試將居民社保繳費按一定比例返還，這可能是更直接有效的辦法。目前社保繳費構成了居民向政府經常性轉移項目的主要部分，占比達74.7%，而所得稅只占20.3%。

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專家表示，如果前幾年將居民所繳納的社保費用返還一半，相關部分由央企紅利填充，則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可提高4至6個百分點，基本上恢復到上世紀90年代的較高位水平。此外，模擬結果還顯示，返還社保繳費還可提高居民消費及減緩投資增速。若按上述模型，則未來可平均增加消費占GDP比重3.85個百分點，并減緩投資增速2.79個百分點。

各階層居民間收入差距

大量間接稅反加大基尼系數

相關建議

短期：穩步推進營改增改革

長期：降低增值稅等間接稅稅率，加大直接稅比重，推進分類綜合結合型個稅

統計局已第十一年不再公布年度基尼系數統計結果。2011年年底統計局發布的《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2011)》給出了一個數據：2010年基尼系數略高于2000年的0.412。2012年年初又公布了去年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約為0.3897，而對于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結果，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今年年初表示，由于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的真實收入信息，因此沒有發布。

雖然目前對于基尼系數的變化情況已無權威的統計數據可查，但有學者研究指出，目前再分配環節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不但沒有改善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反而擴大了中國的基尼系數。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岳希明對記者表示，根據他的統計測算，經過稅收分配后當前基尼系數反倒較初次分配上升了0.02，其中農村居民稅后基尼系數較稅前上升0.06，城鎮居民稅后基尼系數較稅前上升0.018。

對此岳希明解釋，造成稅后基尼系數反而加大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稅制結構中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和各種所得稅等間接稅所占的比重太大。間接稅對居民消費環節征稅，具有累退性，而非所得稅等直接稅種對居民收入環節征稅，具有累進性。由于居民消費占收入比重往往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反而是賺得越多儲蓄投資越多，在消費環節繳稅比例越小，相反賺得越少消費越多導致繳稅比例越大。

“目前增值稅稅率確實偏高，”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室主任楊志勇表示，“雖然現在的營改增減少了營業稅的重復征收情況，但即使改成了增值稅，其本身也有很大的減稅空間。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對此表示，未來應大力促進征收直接稅相應減少增值稅等間接稅的稅負，促進稅收制度轉型，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據財政部統計，2011年國內增值稅實現收入24266.64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27%，其增速15.0%低于整體稅收收入7個百分點，增值稅收入整體占比較前年下降兩個百分點。

此外，專家還表示，未來還應發揮個人所得稅的收入調控力度，目前個稅收入占整體收入比重仍然太低，2011年僅為6.7%，其對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目前也只能降低基尼系數0.006。岳希明表示，未來還是應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個稅征收，特別是加強在非工薪收入環節的征收力度，同時應逐步推進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充分發揮個稅的調控效應。

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

勞資關系有待完善政府應提供更多就業服務

相關建議

短期：完善提高最低工資制度，加大政府就業培訓力度，改善勞資法律援助

長期：解決國有企業雙軌制問題，建立成熟的勞資協商機制，繼續加大教育投入

除了政府與居民，居民內部間收入的不平衡外，近年來勞資收入差距加大也是收入分配的癥結之一。廈門大學宏觀經研究中心統計發現，過去20年間除了政府部門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上升外，企業收入占比也提高了7.89個百分點，同樣是造成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國社科院在此前發布的《2011年社會藍皮書》中對此表示，醞釀三年有余的《工資條例》因各方意見難以達成一致再次陷入僵局。提高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及農民工同工同酬等要求，被很多企業認為將長期顯著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專家建議，未來應在平衡工資增長與就業增長雙重要求的前提下，加快工資制度改革，建議2012年要繼續加大工資制度改革力度，盡快出臺《工資條例》因真正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據社科院統計，2011年，北京、天津、山西等21個地區已經陸續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整幅度為21.7%。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3元。但專家亦表示，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存在一些企業在制定本企業實際工資標準時向所在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看齊的現象，將其當作實際工資標準來執行，消解了最低工資制度的本來意義。

此外，專家還指出，同工同酬要求的實現也遭遇來自企業的阻力。特別是隨著國有企業總體盈利狀況的好轉，大鍋飯體制又有所復歸，為降低成本，國有企業普遍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據估計其總量已達幾千萬人，形成了新雙軌制，實行“同工同酬要則意味著企業成本的大幅增加。如何改革現行的工資制度，成為兩難選擇和利益博弈。

此外，《藍皮書》表示，目前在市場化條件下，勞動關系雙方的利益差別、利益分化乃至利益沖突正面臨不斷擴大的趨勢。從2011年勞動爭議的內容看，主要集中在勞動報酬、經濟補償和賠償金、保險福利等方面的糾紛，其中集體勞動爭議的組織性、策劃性取向明顯，沖突性增強，易產生連鎖反應，處理難度也因此增大。社科院統計表示，去年集體勞動爭議在紡織、服裝和電子行業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尤其突出，其中近半數都由加薪糾紛引發。

對此專家呼吁，政府提供更加完善的勞資糾紛法律援助和建立成熟的工會組織機制尤為重要?！端{皮書》表示，2011年部分地區在工資協商機制上，也進行了一些探索，如武漢餐飲業去年建立的“上代下”方式，由上級工會組織與行業協會之間協商最低工資和工資增長機制，避免員工及企業工會與企業直接對話。

但同時社科院亦指出，這種模式中由于協會的成員多是資金資本相對雄厚的企業，導致微利中小企業可能“被代表”。因此行業最低工資的規范不會觸動大企業，而會對小企業產生重要影響，以至于被認為是行業內“重新洗牌”的管理行為。

在相關財稅政策方面，此前財政部已表示，今年將以擴大就業為重點，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目前財政部已經出臺了一系列財稅優惠政策，包括對創業企業的所得稅優惠，以及個體經營者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的提高等。長遠來看，繼續加大教育投入仍是有效提高勞動力價值的主要辦法。

北京師范大學的楊澄宇表示，政府還可以繼續加大就業培訓服務的組織力度，“雖然現在大城市就業服務中心已經比較普遍，但大多數還停留在提供就業信息的層次上，而在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水平的服務方面，仍較缺失，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類似服務就更加不健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