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醫院副院長徐亮：建立第三方機制 重建醫患信任

2012年03月09日 03:13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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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體制機制的改革，最終都要通過醫院、醫生來實現。

“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是醫改的關鍵。”全國政協委員、同仁醫院副院長徐亮如是說。

但醫患糾紛中頻繁出現的對醫務人員的傷害事件，某種程度上卻傷害了這個群體。2011年的“同仁血案”轟動全國。作為這家著名醫院的管理者之一，徐亮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提案中，首先關注的就是如何建立醫患糾紛解決機制。

需要“第三方”

《21世紀》：去年同仁醫院的醫生遭患者砍傷，引發各方對醫患關系的高度關注。作為這家醫院的管理者，你怎么看待當前的醫患關系？

徐亮：現在的醫療行為中，確實存在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而醫院、醫生往往被認為是強者。比如國家法律規定，醫療糾紛屬于有責認定，舉證責任倒置；同時還規定醫療糾紛賠付方是醫院和醫生。

醫療服務是高風險的行業，即便是規范、技術精湛者的手術也會有一定比例的手術并發癥發生。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一旦醫療糾紛發生，矛盾往往集中到醫院和醫生身上。

《21世紀》：如何保證醫療事故患者在不鬧事的情況下問題得到解決？

徐亮：是的，在今年的政協提案中，我就提出建立第三方賠付和咨詢機制。

比較理想的醫患關系應該包括五個主題：醫院、醫生、患者、賠償方、咨詢方，從而保證信息的平衡。發達國家一般由保險公司或者再聯合醫師協會作為賠付方。發生醫療糾紛，患者不會鬧醫院，而是找第三方賠付者進行理論、獲得賠償。

《21世紀》：可操作性怎么樣？

徐亮：我提到的第三方賠付與之前不同的是，將患者納入進來，且分成兩個險種。“手術意外險”，是醫生正規操作下依舊發生意外風險的保險。

不過，為了保證保險公司合理賠償、避免趨利性，還應該建立第三方咨詢者。社區首診制的全科醫生、家庭醫生就是初級咨詢者；專科診治有更大的風險，遠程醫療咨詢是最好的第三方咨詢途徑，還可以避免跨地區、跨醫院重復就診的問題。

有尊嚴的行醫

《21世紀》：國家現在明確提出取消以藥補醫，但這如何實現？

徐亮：以藥補醫之所以長期存在，主要因為是醫療服務的價格機制扭曲。醫務人員的勞務價格很低，只能依靠藥品、耗材。發達國家診療費用較高。如果診療費過低，醫院就會用間接費用補償，如藥品、耗材。國外醫院收入的50%用于醫務人員，明確的體現了技術服務的價值。

《21世紀》：把勞務價格提上去，以藥補醫就能解決么？

徐亮：我認為可以解決。

最近北京開始在5家醫院試點取消以藥補醫，同時將診療費提高幾十元。院長們一算可能會發現，這么下來的補貼比原來少。但我如果作為醫生還是很愿意的，至少都是擺在明面上。

《21世紀》：醫改在基層醫療機構推行基本藥物制度，那么這套制度能推廣到大醫院里么？

徐亮：大醫院與基層醫療機構差別很大，很難這么做。基層醫療機構比較簡單，提供的是基本的醫療服務。而大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則是多元化的，有基本醫療，也有高端醫療。

實際上，國外的基本醫療大多也是民營醫院在做，政府向民營醫院購買服務。這樣做比政府自己去舉辦醫療機構的效率反而更高。所以我覺得，有些事兒能讓市場做的，就應該交給市場。

不是“非此即彼”

《21世紀》：多元辦醫引發的公益性爭論卻特別多，你怎么看？

徐亮：有些對公益性的理解比較狹窄，總是認為只有像行政部門那樣管理才能保證公益性。但關鍵問題是，國家沒有這么多錢來養這些公益性的單位。

從國際經驗看，承擔公益性的主要是非營利性組織，資金來源包括三個部分：政府補貼、社會捐助以及服務收費。當然，拿政府的錢就必須把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做好。國內總是喜歡把政府的和市場的截然分開，非此即彼，其實完全可以吸收這二者各自的優點。

政府現在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近兩年一直在鼓勵多元辦醫。不過，建立一個開放的醫療市場，需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強有力的監管。

《21世紀》：如何才能做到強有力？

徐亮：完善的信息系統。像香港，他們有非常完整的信息系統，所有醫院的信息系統都在監控之下，最后出了問題大家用數據說話。

我國的醫療信息“孤島化”，各醫院間的醫療信息不能共享。一方面是技術上還存在障礙，但醫院主觀上不愿意分享資源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國家的支持政策還沒有到位。

(本報記者王世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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