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小憲法”：刑訴法大修最后一周

2012年03月09日 03:35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伏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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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在非常重要的刑事訴訟法大修最后程序開啟前夜，全國人大代表遲夙生終于拿到了最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

在這份草案中，“尊重和保障人權”終于被寫入了總則，被司法界、學界普遍認為是最大的理念進步。

刑事訴訟法是一項專門調整刑事訴訟活動的法律規范，調整對象涉及公、檢、法機關，當事人以及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活動，被稱作“小憲法”，此次修訂是我國刑訴法時隔16年后的再次大修。

人大法工委從2009年初著手刑事訴訟法修改方案的起草，其間歷經各方反復的討論、修改和博弈，此番是刑訴法修正案第三次審議。

作為刑事辯護圈內為數不多的知名女律師之一，遲夙生曾參加全國人大法工委組織的關于刑訴法修改的兩次討論。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如今她終于將見證刑訴法修改的最后審議和表決過程。

“我必須認真準備并做最后的努力”，遲夙生在微博中說。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于2012年3月8日上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此次“大修”增加60條，其中，遏制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解決證人出庭難、細化逮捕條件、保障律師職業權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內容受到廣泛關注。

這些問題在此后幾天兩會分組討論中將作為重要議題，并在3月14日進入最后表決階段。“在具體條款上有委員專家提出意見后，依然有修改的可能”，復旦大學司法與訴訟制度研究中心主任謝佑平對本報說。

“保障人權”正式寫入

3月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大會發言人李肇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在七個具體規定中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

而“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七個字被正式寫進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總則當中。

這7個字在去年8月底全國人大向公眾公開征求意見的那份草案中并無專門強調，謝佑平對本報稱，這一表述此番進入草案總則，體現了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則的變化。

事實上，早在律師法經全國人大修改通過后，中國刑事辯護領域的法律爭議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有律師在非公開場合的研討會曾直陳，實際上刑訴法修改在技術上并不難，修法問題的最大分歧是觀念，“如果公檢法只是把立法當作擴張部門利益的途徑，那么矛盾就很難解決”

長期代理刑事訴訟案件的律師陳有西也認同這一觀點：律師界法學界抱怨法制的倒退，公安檢察則進行著越來越頑強的權利堅守，甚至是侵蝕辯護權，這種爭議，摻雜職業取向上的門戶之見，更重要的是一種公、私權利的沖突，人權觀念的沖突。

“所有的爭議點，都在于被告權利界線應保護到哪里；爭議背后，是警察權、檢察權和律師權的爭奪。是打擊犯罪優先，還是保護人權優先，是刑事訴訟法修改必須確定的一個大問題”，陳有西說。

當刑訴法應當不僅僅是懲罰犯罪，還應當是保障人權、避免錯案的法律理念成為共識時，剩下的就是如何通過技術性手段來解決。

陳有西對本報稱，這一原則寫進修正案總則恰恰體現了漸進的進步。陳也認為律師群體和法律學者群體在草案公開征求意見后的努力發揮了一些作用。

謝佑平對此舉也感到認可，“一方面為未來的修法留下了想象空間，另一方面也為下一步完善司法作出指導，比如司法實踐遭遇困難，條文并不明確時，保障人權就成為重要指導原則”

此外，謝還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將這一原則寫入刑訴法體現了刑訴法和憲法的互動，也算是順理成章。

刑辯律師陳有西認為，此番修訂的草案在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程序、審判程序和特別程序等七個方面都有所進步。

“比如不能強迫自證其罪，可以防止屈打成招、刑訊逼供，顯示了對過去‘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理念的一種修正”，陳有西對本報說。

又比如，全國人大代表任美琴認為在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上，刑事訴訟法第274條規定，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18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體現了對青少年的保護和關愛，但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教育學生遵紀守法。

爭議“小憲法”： 刑訴法大修最后一周

爭議條款

不過，偵查、檢察、法院與辯護等各方權力的博弈仍舊突出，一些調整也引起了爭議。

一位不愿具名的刑辯律師認為，此次修正案在口號上、理念上都夠了，但是操作層面進步有限。

比如草案里面提出強化了證據出庭制度，要求證人出庭，但是留有“后門”，“如果證人不出庭如何實踐？比如說設計證人不出庭作證，證言不得采信的條款的話，就可以糾正”

此外，被稱為懸在律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的306條此次修改中并未松動。上述不便具名的律師稱，從律師團隊和法律專家的角度看，大家希望把刑訴法306條取消，但現在看來，保留的可能性很大。

現行刑訴法第38條規定“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這一條一直被律師批評為職業歧視條款，因為實踐中可能涉嫌偽證的還包括公、檢、法人員，因此修法過程中對這一條款的修改呼聲很大。

在一審草案中，這一條文的主體由“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改為“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加以平衡。

二審草案吸納了部分意見，最終增加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

此外，在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過程中迫切需要知情權，而對一些情形的不知情，使得律師在訴訟代理中非常尷尬。

“比如當事人羈押的情況律師不知道，退回偵查的情況律師不知道，甚至曾出現律師上午電話法院，法院告知正在合議，而下午家屬已經被通知去法院領取骨灰的極端情況”。有律如此表示。

此外，還有律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提出希望刑訴法中對于救濟手段和途徑予以規定，否則“無程序保護的權利是假權利”

兩會代表遲夙生在兩會上建議，在現行刑訴法第28條的相關回避條款中增加“明顯違法的”一項，使明顯違法的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回避案件，“這樣辦案過程中的冤案才會降下來！”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會名譽會長陳光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對幾處調整表達了擔憂：在死刑復核訊問被告人、一審案件特殊情況審限“審而不限”、證人出庭作證需要法院認可等三大問題上，程序設置凸顯公權力的“強攻”勢頭，草案相比之前有退步。

博弈中前行

對于各種意見，立法機關也有所考慮。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曾提出，常委會對刑訴法的幾次審議和征求意見過程中，各方意見不一致。他強調，此次刑訴法的修改“既要與時俱進，又不超越現階段的實際，不盲目照搬外國的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在目前大的政治和司法體制下要修改刑事訴訟法，并且能夠修到這個程度，學界、律師界和法工委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一位學者曾經在刑訴法修正案相關的研討會上感慨說。

謝佑平也指出，刑訴法的修改是一項復雜的博弈過程，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制下公檢法的聲音很強，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國的刑訴法目前正朝著更民主的方向走，但是不可能太超前。被司法體制的現狀絆住，只可能在現有體制格局下進行一些技術上的完善。從這個角度上講要看到，立法上有技術性進步”， 謝說。

西南政法大學的學者施鵬鵬用 “鐐銬下的艱難起舞”來形容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

[責任編輯：yangm] 標簽：刑訴法 大修 出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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