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中國城鎮化“拐點”已現

2012年03月16日 23:48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王永強,李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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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期間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內地城鎮人口比重已達到51.27%。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率每年都會增長一個多百分點，我國已成為全球城鎮化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2011年底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一變化將會給我國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區域格局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為此，《中國經營報》記者兩會期間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以及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秘書長陳耀。

數據虛高

《中國經營報》：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我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您怎么看待這一變化？

蔡繼明：還是個比較虛的數據，實際遠遠達不到這個數據。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及，我國現有的城鎮居民統計包括農民工2.5億人，其中包括每年6個月以上跨省流動的1.5億人，這部分人是否算作城市居民值得斟酌。同時，考慮到我國大約有20000個鎮，很多鎮的人口雖然已經被統計為城市戶口，但很多人還是從事農業生產。所以，51%的數據肯定有“水分”

不難發現，在我們的城鎮化過程中，除了真正具有城市戶籍的居民之外，還有一部分“被城鎮化”的常住人口，他們在這個城市中有穩定工作、獨立住房，甚至能夠分享居住城市的部分資源，具備了城市居民的特點，但他們還不是城市人口。

從整體上來說，我國35%~40%的城鎮化水平應該更為客觀，不會脫離現實太多。

陳耀：現在這個城鎮化率的數據需要注意里面的一些問題。我們有一部分已經城鎮化的人口，沒有統計在城鎮化里面，比如有一部分人已經在城里從事二三產業，但他們的戶籍在農村，這部分人沒有統計在城鎮化的人口里面。還有一種統計，凡屬于城市里社區的居民，都統計在城鎮人口里面，但這個社區里面的部分人口還是農村的，比如北京過去的一些郊縣，現在都變成郊區了，這里的一些人是農村的，但在統計上我們已經把他們計入城市人口了。這兩種情況可能會相互抵消一些。

還有一種情況，有一部分人已經被計入城市人口，但他們沒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譬如俗稱的農民工，他們還沒有融入到城市里。雖然我們城鎮化率很高，已經超過50%，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還沒有融入城市，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務之外。所以我們的城鎮化率是一種虛高。

臨界點到來

《中國經營報》：城鎮化率超過50%將給我們的社會結構帶來怎樣的變化？

蔡繼明：隨著我國城市人口的不斷增長，城市的社會結構將會發生變化。譬如，城市內部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肯定會發生變化；相應地，由于不同收入人群需求不同，也會促使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在社會層面，原有城市居民如何容納、接收外來人口，外來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生活，都會存在一些問題。

由于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化結構，我國城市居民具有天然優越感，現在，他們的子女很可能要同一個農村來的孩子共用一張書桌，這種心理層面的變化需要媒體做出正確引導。

此外，因為城市人口激增，居民對于社會治安和社會公共產品的需求同樣增加。政府怎樣通過現有財政支出，不降低原有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水平，也就是常說的“帕累托改進”，也成為重要課題。

陳耀：中國的城鎮化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半以上的人口成為城鎮居民，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過去我們是一個農業大國，城鎮化的發展使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處到了一個拐點上，從一個農業大國過渡到工業大國。過去我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沒有同步推進，城鎮化相對滯后于工業化的發展，2000年以來我們的城鎮化發展非常快，每年都會提高一個多百分點，現在城鎮化率超過50%也說明我們工業化和城鎮化趨于協調發展，這也是一個標志。

《中國經營報》：城鎮化加快將帶來哪些投資機遇？

蔡繼明：簡單來說，城鎮化會降低農民工遷徙速度，而一旦他們落戶定居下來，即便不是購買，也需要租賃住房，這對房地產業無疑是個利好；同時，城市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與農村完全不同，他們的消費水平無疑會大大提高。

陳耀：我們將近14億人口，其中7億在城市里，他們需要的城市服務恐怕還在擴大，城市的功能還要不斷完善。我們的城市化最近幾年發展得很快，但是城市功能，包括交通、教育、醫療等，沒有跟上城市化的發展形勢，這些都需要投資。新增城市居民的各種需求需要很多的投資來滿足。

“逆城市化”傾向

《中國經營報》：未來城鎮化的走向將對我國區域發展格局產生什么影響？

蔡繼明：大家知道，城市人口相對集中，資源需求也大，而一個城市只有具備相當規模，才可能產生人口、產業上的積聚輻射效應。所以，我國未來的區域發展將呈現適度集中、均衡發展而不是遍地開花的特點，城市群將重點集中在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區內，達到節約資源、集約發展的目的。

陳耀：城鎮化率的提高可能會使人口向城市集聚，這個速度可能還會加快，東部一些大城市進入規模經濟的一個臨界點，開始出現“大城市病”，還可能出現“逆城市化”的現象。所謂“逆城市化”的一方面譬如“逃離北上廣”，另一方面是不再往中心城市去了，開始向近郊、遠郊擴散。現在很多地方出現這種情況，非常值得關注，特別是大城市的周邊地區，包括重慶這樣的城市，很多近郊的人都不愿意進城了；比如四川廣安這樣的地方，現在的政策也不再是鼓勵人們向中心城市集中，而是向一些鄉鎮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