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法治理念

2012年03月16日 23:48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許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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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82歲高齡的江平教授，被稱為是中國民法的“教父”、“法學界的良心”

作為時代的智者，江平不但親身參與了構建中國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立法進程，還始終以吶喊者的姿態，宣揚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思想。

在全國兩會前，圍繞中國法治進程與各相關領域存在的問題，江平在北京南四環的公寓中接受了《中國經營報》記者的專訪。

僅有制度是不夠的

要實現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

《中國經營報》：2011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托向大會報告工作時指出，到2010年年底，黨的十五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工作目標如期完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標志著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你親歷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立法進程，能否評價一下這三十余年來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

江平：我們法律人講的法治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度的過去談到更多的法治其實是制度的制。

我認為，法治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最低的是制度層面，第二層面是方法，第三個層面，是認識到法治是一種理念。

目前，從制度層面來看中國的法律，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過程中，經過大規模的立法，可以說法律體系相對完善了。以前，無法可依的問題已經改變，這一點是好的。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實現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憲法不等于有憲政一樣。這可能是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了。

因為制度有好有壞，有的制度制定時是好的，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的改變，可能就會過時了，需要修改了。

市場與法治應協調

在我們的市場自由法治里面，國家干預還是很多的。

《中國經營報》：經過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你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市場經濟中的市場與法治的關系？

江平：我們一直在談市場和法治的關系，我認為這其中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自由的法治，一個是市場秩序的法治。

自由與秩序，這兩個方面從法律來看，性質是不一樣的。如果講的是自由的法治，國家應該是盡量少干預，給予市場主體以自由，讓市場自己來解決問題，就像我們的行政許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夠由當事人自己解決的問題，盡量由當事人自己解決，當事人自己不能解決的由社會來解決，只有當事人自己和社會都沒有能力解決時，國家政府才來干預解決。

這體現了大社會小政府的思想，即盡量由社會自己來解決問題。

但是這個理想，我們始終沒有很好的實現。也就是，在我們的市場自由法治里面，國家干預還是很多的。

有些人始終認為政府辦的才可靠，企業還是國企好、信用高，私營企業信用差，是騙人的，這種觀念造成了很大的問題。在很多事情上都盲目的依賴政府，希望政府大包大攬解決所有問題。

當年制定《產品質量法》時便遇到這個問題。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法律，但是人家叫產品責任法，沒有產品質量法。他們的立法理念是，不強調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如何去監督，除了藥品、食品等涉及到人身健康的特殊產品外，其他的產品質量政府是不管的。

但是如果企業生產的產品出現了質量問題，給消費者帶來了損害，會面臨訴訟，甚至集體訴訟，以及高昂的賠償。他們強調的是，你要為自己生產的不合乎規格的產品負責，所以他們沒有一個龐大的機構去執法監督企業如何生產。

而我們則強調行政管理，一旦出現比如假酒等產品質量問題，政府機關就要忙著去執法，但是不重視維護消費者的維權訴訟。

《中國經營報》：為什么國家的行政干預會如此之多呢？

江平：這里面有個利害關系，市場的資源分配，市場的準入資格關系著政府的利益。比如，土地資源的分配，礦藏資源的分配等等這些資源的分配都由政府的權力控制著，政府的權力越大，政府的利益也就越大。

而另一方面，市場秩序的法律，它的精神是不一樣的。因為秩序是強制性的，不是自由的。法治強調開放、任意，由當事人自己來解決問題。而秩序的問題不是由當事人自己來解決的。市場秩序需要國家政府動用權力，以嚴格的禁止性的行為，管理性的行為來解決。

可是這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做的并不好，而且管理的方式也有問題。比如西方國家環境保護搞的比較好，可是他們也沒過多地動用政府的力量來管，可見問題的關鍵是動員什么力量來解決環境問題。

西方國家是在動用社會力量來解決環境問題，比如綠色環境保護組織等很多社會公益組織發揮了巨大作用，像阻攔日本捕鯨船的就是民間環保組織，也沒有見到哪國政府出面干預。

可是，我們是不敢發動民間力量的，因為怕威脅到社會穩定，就嚴格限制社會組織的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