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國有資本投資領域應實施非允許即禁止原則

2012年03月30日 03:11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遲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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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著力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盡快扭轉投資消費失衡,形成消費主導的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著力點，更是中長期轉型與改革的戰略重點。

如果消費潛力能夠有效釋放，最終消費率達到60%以上，投資率回歸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來10～20年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長，是有可能的。

但如果消費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也就是說投資增長仍然遠快于消費增長速度，那么即便短期通過投資使增長速度上去了，中長期也將面臨系統性風險，不僅很難實現8%的增長，而且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消費主導兩步走

隨著社會需求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城鄉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升級，發展型消費需求不斷增長成為中長期的客觀趨勢，使我國消費市場潛力明顯增加，消費正處于釋放的歷史拐點。

能不能因勢利導，充分釋放國內消費潛力，取決于政府能不能適應內外發展變化的客觀趨勢，堅定地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

從現實情況看，未來5～10年實現消費主導，可以分兩步走：第一，“十二五”時期力爭使最終消費率從48%左右提高到55%、使居民消費率從34%左右提高到45%，初步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第二，2020年使最終消費率進一步提高到60%左右、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左右，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

從短期看，投資是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的，但從中長期看，投資必須有效地轉化為消費，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長動力。

未來幾年的投資，應當按照公共需求結構變化的趨勢，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等為重點的公共性投資。要初步實現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的目標，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年增長率需要達到5%左右，投資總額需要達到20萬億元左右。若這個投資能夠到位，可明顯拉動消費率的提高。

同時，必須優化投資資金來源。一方面，政府投資要調整存量，重點是調整國有資本配置，以公益性為重要目標加大國有資本對社會領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擴大民間資本投入，尤其是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到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

建議十八大前出臺收入分配改革草案

消費潛力巨大而消費率卻逐年走低，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改革滯后。為此：

建議本屆政府任期內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爭取在十八大之前出臺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在年內，最遲不超過本屆政府任期內，出臺正式的改革總體方案。

建議相關部委高度重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出臺，進一步明確工作的責任和時間表。盡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長期目標，具體確定改革重點任務和改革路徑。

建議由國務院領導牽頭，組成收入分配改革領導小組，指導和協調改革。

同時，要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和優化國有資本配置。要客觀看到，國有資本運營缺乏應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明顯偏低。從公共產品短缺的基本國情出發，新階段國有資本戰略調整，要以公益性為目標調進行調整優化。

逐步增大公益性國有資本的比重，并制定提出公益性國有資本一定比例的約束性指標。與民營經濟“非禁止即允許”的原則不同的是，國有資本投資非公益性領域應該實施“非允許即禁止”的原則不建議采用列舉法界定國有資本可以介入的非公益性領域，制定國有資本產業投資目錄，對盈利性國有資本進行嚴格限定。

盡快制定出臺國有企業支付國有資源使用租金和利潤分紅的實施條例和法規，力爭“十二五”末期收租分紅比例達到20%～25%左右，并且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社會公益領域，為公共服務提供重要的財力保障。

此外，還要將農民工市民化作為城市化的戰略重點。有測算表明，城市化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將拉動最終消費增長約1.6個百分點。從我國城市化進程看，突出矛盾是農民工尚未真正實現市民化，還沒有從制度上融入城市，由此不僅極大地制約了消費潛力的釋放，而且帶來某些社會不公。

總體上說，“十二五”基本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條件初步成熟。一是政策條件已經具備；二是只要精心設計，財政完全有能力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三是過去幾年一些地方在農民工市民化上積累了豐富經驗。關鍵在于中央層面下定決心，對涉及全國層面的這件大事頂層設計，實現政策和體制的突破和統籌推進，盡快制定國家關于農民工市民化的行動方案和統一政策。

建議國家在政策和體制上予以傾斜，支持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