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重啟改革難在如何走出轉型陷阱

2012年04月10日 08:43
來源：南方網作者：孫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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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社會發展、社會結構變遷和口述社會史。著有《社會現代化》、《“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形態》、《斷裂》、《失衡》等。

為什么要提出轉型陷阱

最近這些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時間里，中國社會中的問題大家都有切身感受，而且覺得會有一點越來越不對勁。如果放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這樣的大背景下，這些年中國社會的走向和過去三十年整個的走向有一種明顯的偏離。北大張維迎教授說過一句話，中國社會的氣質在變。在現實生活當中，各個方面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種變化，比如說經濟發展步履越來越沉重，社會兩極分化，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人們的精神狀況和原來也大不一樣。似乎整個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沉悶，整個生活變得越來越僵滯，社會中的活力與生機與原來相比也已經大不相同。

怎么來解釋這種現象呢？現在有兩種流行的解釋。一種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釋。說一個國家發展到人均收入大約三四千美元就會遇到一個坎兒，原來的動力會逐步喪失，原來的優勢也不再繼續。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經濟會陷入停滯狀態，各種社會矛盾在增加。有的國家最終過了這個坎兒，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但還有很多國家沒能過這個坎兒，很長時間徘徊在這樣的水平。從整個世界發展的歷史來看，確實是存在這個問題，現在國內很多人也都在講這個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我們想說的是，中國現在主要不是這個問題。我們并不完全否認這個因素，表面上來看是有這個因素，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當前中國遇到的問題，會忽視造成這些問題的更深層的體制性原因。中國不是拉丁美洲，和馬來西亞、菲律賓這樣的國家也明顯不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這就出現了我們提出的第二種解釋，即認為真正的原因是在體制上，是改革開始處于停滯的狀態，甚至是倒退的狀態。其實這么說也不確切。因為這么說，就是假定中國存在兩種重要的力量，一是推動改革的力量，一是阻止改革、反對改革，甚至是想將改革拉向倒退的力量，是這兩種力量在較勁。但我們認為中國真正的問題可能比這個要更為復雜。

現在中國遇到的問題是什么呢？我們這里提出“轉型陷阱”。所謂轉型陷阱，就是現在真正的問題是在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的過程，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原來看做是具有過渡性特征的體制性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這可能是我們真正面對的問題。

我們現在處于左與右、改革與保守的話語中，往往將改革阻力看做是所謂主張反對改革的人，但是我們提出“轉型陷阱”的概念，是想提醒真正使我們陷入這樣狀況的并不是所謂反對改革的力量，相反，恰恰就是原來改革的力量。在改革的過程中，它成為既得利益者，現在是他們要求不要往前走了，我們就停在這里最好了。為什么停在這里最好呢？因為這樣有利于它利益的最大化。

假如作為一個房地產商，最希望的狀況是什么呢？最希望的可能就是能用行政方式廉價拿到土地，然后再到市場上將房子高價賣出去。恐怕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如果往前走，走向完全的市場化，高價拿地、高價賣房，有現在好嗎？沒有。如果往后退，退到計劃經濟時，地花不了多少錢，但是房子也賣不出去。有現在好嗎？也沒有現在好。廉價拿地、高價賣房，沒有比現在更好了。有人要將改革引向倒退的現象是存在的，但我覺得不是中國社會真正的威脅，對中國社會真正的威脅是要求不動，就停在今天這樣一個狀態。現實社會中的過渡現象、過渡制度，它要求定型下來，變成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和結構。這才是我們現在真正面臨的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最擔憂的是經濟發展停滯，但在“轉型陷阱”中一般并不會出現停滯，真正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會變得畸形化，甚至走火入魔。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社會問題會不斷積累。這是轉型陷阱給中國提出的真正問題。

現在我們提出“轉型陷阱”這一概念，對于認識當前中國的狀況及癥結，是非常重要的。“轉型陷阱”概念的提出，可能需要改變我們多少年關于改革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和一些想法。比如，我們過去可能將改革看做是從起點到終點的過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種可能性：它在中間定型下來了。

改革的真正阻力，可能既不是來自于對改革的反對，同時也不僅僅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可能更要命的問題是由于改革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利用了改革、濫用了改革、敗壞了改革，使得相當一部分民眾對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認同。現在講改革，和十年前、二十年前講改革已經很不一樣，那時老百姓內心里有很高的認同，但是現在籠統地講改革，很多老百姓內心里是心驚肉跳的，不知道要改什么，只要你改了，我不是這個地方吃虧就是那個地方吃虧，尤其這些年來改革的歷史已經告訴人們是這樣。改革真正的困難，不僅僅是有反對改革的力量，也不僅僅是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而是改革進入歧途之后，民眾已經對改革失去了認同。我們真正的問題是在這里。

有了“轉型陷阱”的概念之后，可以看到現在社會生活中的很多現象背后的基本邏輯。它也可以讓我們有一種警覺，在轉型陷阱邏輯沒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謂的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校正現在社會當中一些弊端的方法，都很可能會扭曲變形，到最后會變成既得利益集團獲取利益的環節。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很大程度上會陷入進退維谷的狀態，不改不行，改有時更不行。我們要對這樣一個困境保持一種警覺。

轉型陷阱的形成，大體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逐步開始醞釀。在此之前，改變社會當中資源配置的制度，然后不同的社會力量開始發育起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還有其他各種的自由職業者、職業經理人等等。所以在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上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各種社會力量的形成、孕育和發育。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這個過程當中發育出來的最有力量的那些社會群體已經相對來說比較成熟了。于是反過來了，這時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開始左右體制變革的過程。這樣就使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這之前的改革大不一樣，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有著密切的關系，一直走到今天。既得利益集團要將社會固定下來，一個是結構，一個就是制度，是雙重固化。

從結構來說，固化下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中國現在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團，我最主要是講了三個，后來根據汪玉凱教授的文章補充為四個：第一是權貴集團，掌握著權力的以及他們的家族，或和他們有裙帶關系的集團；第二是國有壟斷集團，國有壟斷集團這些年不斷壯大，從某種意義來說有的已經開始成為獨立王國；第三種是金融-虛擬經濟集團，最近十年中發展起來，尤其是最近三五年的時間發展得非常快；第四是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再從體制方面看，定型下來的是權力和市場相結合的這樣一種混合型體制。權力和市場這么緊密、這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很少見的一種體制。過去有很多分析社會體制的理論，都是建立在一個假定的基礎上，認為市場和權力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往往是此消彼長、你強我弱，但是現在在中國，權力和市場非常緊密、非常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而我們現在對于這一點的認識，受原來認識框架的影響，是遠遠不夠的。我曾打過一個比方，權力和市場的結合就有一點像是在生活當中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大家認為，誰和誰都能夠結婚，就是他們兩個結不了婚，因為這兩個太不對勁了。現在在中國社會當中，大家認為最不能結婚的兩個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小日子還就他們過得最好。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一個現象，這就是中國的左與右的爭論。一邊說你們家那丈夫真是一個好丈夫，那老婆是一個壞老婆。這是一邊。另外一邊說不對，他家的老婆真是好老婆，丈夫是一個王八蛋。兩邊就為這個現在打得不可開交，殊不知人家小兩口的日子現在過得最好，這是誰呢？中國的左派和右派。

權力通過改革孕育了市場，然后將市場的因素打碎，再和權力融為一體重組起來，我認為是這個體制最精妙的地方。這樣一種新的體制，甚至比改革前的權力體制還要強大，因為改革前的權力體制只有權力這一種機制，但是現在它不僅有權力的機制，同時還有市場機制，也就是權力本身有了兩種機制，能用權力時運用權力的機制，權力機制起不了作用時就用市場機制。現在很多事情不完全是權力的機制，而是權力和市場的機制交替，甚至是混合在一起來使用，這樣就使權力要變得空前強大。現在社會控制無論是獎勵還是懲罰，跟原來都已經很不一樣了。原來的獎勵或者是懲罰只有一個權力的機制，給一個名譽或是獎狀，現在提供一個市場機會，可以有一個億賺。這個力量和原來一樣嗎？政治和市場的獎勵、懲罰結合在一起，通過政治上的表現，獲得市場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