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產業若對抗中美都是輸家

2012年05月03日 09:35
來源：新華網作者：張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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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四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即將在2012年5月3日舉行，如何開創中美兩國產業互補合作將必定是對話所涉及的一個重要領域。

中美兩國產業之間的互補性是合作基礎

目前，中國產業整體上仍處于工業經濟時代，而美國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兩國產業結構呈現出明顯的互補性特征。這種互補性是在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產品內分工三個層次展開的。如美國的高技術產品、農產品，高品質的消費品，全球產業價值鏈，與中國的輕工、紡織服裝等，機電、裝備制造業，生物技術、電子產品之間呈現出系統性互補的產業聯系。

一是中美兩國的要素稟賦差異決定了雙邊商品和服務貿易的互利性質。如中國勞動力數量是美國的5倍多，平均工資只有美國的1/10。這就形成了中國對美出口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從美進口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各自獲得自己貿易利益的基本格局。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曾專門研究過中國高技術產品順差問題，最后發現90%以上都是屬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順差。

二是美國農業比中國有顯著的國際競爭優勢。如美國的人口不到中國的1/4，耕地面積比中國多40%左右。美國早已建立資本密集型的運輸工具、機器工業和大農場。目前中國成了美國大豆、棉花最大的單一海外市場，中美兩國在生物安全、水土保護、動植物疫病防治、重大災害預警等方面建立起互補型的合作機制。但是，農產品貿易也要考慮數百萬美國農民與6億中國農民的損益比較。如果損害數億中國農民的利益，全球整體福利將會凈受損。

三是中美兩國工業及相關產業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化分工特點。目前，中國已成為美國飛機、汽車重要的出口市場。而在輕工、紡織服裝、工程機械、發電設備、程控交換設備等領域，中國產業有自己的競爭優勢。中美在各自制造業優勢領域已經形成互補互利的合作關系。中國已成為美國制造企業海外投資收益最好的市場之一，如美國通用汽車在危機期來華投資取得巨大收益。

四是中美在現代服務和知識經濟領域有著顯著的差距，這正是兩國合作潛力最大的領域。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量僅為美國的1/4強。中美兩國在科技、氣候、能源和環境等領域，以及在金融、商務、綜合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服務領域，合作在不斷拓展深化。美國的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沃爾瑪等連鎖經營店在華蓬勃發展。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已經從2001年的10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78億美元。

正確對待中美產業之間的競爭性

中美兩國在現代產業體系的主要競爭領域存在著顯著的人才、技術和管理差距。國際上有觀點認為，美國及主要發達國家主導和推動了經濟全球化，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搭了便車，卻沒有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成為全球不公平貿易的受益者。因此，要按照美國主導的貿易規則重塑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

從2009年開始美國大力推動“跨太平洋戰略伙伴關系協議”(TPP)，要在亞太地區打造美國主導的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團；成立了跨部門貿易執法中心調查全球不公平貿易行為；在經合組織范圍內推動“競爭中性”原則，即限制政府利用優惠待遇補貼國有企業戰勝私人企業的能力；通過國內立法授權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反補貼稅等。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轉向超越WTO另搞一套貿易規則的制度框架。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從市場開放施壓轉向邊境內政策，如涉及到國內產業政策、自主創新、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國有企業戰勞工標準、環境標準、貿易融資等領域。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美國憑借其全球金融貨幣特殊地位，完全可以成為最大受益者。但事實證明，一旦這種金融貨幣特權被濫用，就會陷入整個國民的負儲蓄、過度消費和金融泡沫，成為過度索取全球化紅利的受害者。尤其自2000年以來，美國巨額資本更愿意進入虛擬經濟、房地產和建筑業，加劇了其經濟和產業的空心化。據統計，1990-2009年，美國制造業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從27.5%降至19.5%降其中高技術制造業的比重從4.1%降至2.9%，而金融業的比重則從22.1%升至30.1%降美國在過去一些年嚴重忽視了實體經濟和技術創新，從而陷入了這場金融危機。

為此，美國自2009年開始陸續發布了創新戰略、國家出口計劃、重振制造業框架、制造業促進法案等，重點發展清潔能源產業、鋼鐵和汽車、生物工程、航空工業和空間技術、納米技術以及智能電網和節能環保業等先進制造業。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之間出現了許多與產業相關的利益沖突和競爭的重大議題。如我國自主創新戰略與美國國家創新戰略之間，我國擴大內需與美國出口振興計劃之間，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美國重振先進制造業之間，我國國有經濟部門戰略性重組與美國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調整之間，中美產業政策之間以及美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對華光伏等新能源產品實施反補貼和反傾銷，要求中國承擔為全球提供最終消費的責任等。美國全國商會會長多諾霍對中美歐產業合作與競爭關系曾說過，世界三大引擎要合作不要對抗，否則都是輸家。

中美應從增進全球福祉的大局出發

一是中美兩國應從增進全球共同福祉的大局出發，積極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當前美國正從推進全球化轉向區域化、本地化和集團化。在全球經濟減速和復蘇舉步維艱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自主降低關稅和清理非關稅措施，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擴大服務業的市場準入。尤其是擴大新興市場的相互貿易和投資，實現“共享發展”的平衡增長，同時促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

二是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相互貿易和投資伙伴國，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溫室氣體排放國，最大的終端消費市場和結構互補大國，加強中美兩國產業合作有利于促進全球經濟長期繁榮穩定。尤其是促進減貧、綠色轉型、人力資本開發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中美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能源資源危機和人類疾病等重大領域的合作。

三是中美產業合作要切實解決兩國長期關切的敏感問題。如中國采取更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美國切實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等。中美在發展新能源領域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和互補優勢。

四是積極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探索建立全球治理合作的新模式。目前全球治理的核心沖突，是建設有更多共同利益的“地球村”還是繼續四分五裂。對于這些選項，中國應堅定不移地推進全球治理結構的國際合作，擔當新興大國的國際責任，為經濟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做出貢獻。(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