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感恩與堅守：關于王亞偉告別的三片段

2012年05月08日 03:5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楊穎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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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資本市場都在以一種神秘的熱度流傳著關于王亞偉的傳說。

5月7日下午，在離職公告發布后不到18個小時，王亞偉主動現身，與媒體告別，用兩個半小時的時間來為這個傳說畫上一個句號。

在華夏基金位于金融街通泰大廈的會議室中，下午兩點鐘準時出現的王亞偉身著淺藍色襯衫，配了一條灰底加黑色花紋的領帶，言語謙和，神色平靜。

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媒體見面會中，王亞偉說了很多，喝完了三瓶礦泉水。他的低調與江湖上的名聲形成了極大反差。他愛用比喻，比如形容自己與輿論的關系，猶如“老中醫開藥方”，說自己離開對華夏的影響，他說這就如同掉了牌子的奔馳，不影響這是一輛好車。

而這場漫長的告別中，王亞偉留下了三個片段：恐懼、感恩與堅守。

恐懼失去完美感覺

對于他的離開，眾說紛紜，王亞偉給出的答案是壓力與恐懼。

在王亞偉略帶幽默和調侃的開場白之后，沒有意外，第一個拋向王亞偉的問題，就是“你為什么離開”？

“這次離職是我個人的原因，我想我說出來大家都能理解。主要因為外界對我的關注太高，讓我感覺壓力太大。”說出這一句答案的王亞偉，一掃之前的輕松神態，雙手握拳、撐著下巴，開始變得凝重。

出乎意料的是，給他帶來最大壓力的是王亞偉效應給中小投資者帶來的跟風效應。他說“這種現象讓我很憂慮”

而他闡述的這種憂慮的來源是普通投資者不知道“我為什么要買這只股”，而他們的風險承受能力很弱，事實上自己的基金是組合投資，對個別股票的風險承受能力非常強。

更為重要的是，他實際上有著不為人知的風險控制手段，“對于某些股票，我會做風險對沖。例如，我買的某只股票在可能承擔著某種風險，比如在外匯、匯率或者是油價等敏感性方面；但是，我在另外一只組合上對這種風險進行了對沖，實際上整個組合風險被對沖掉了。

而這些因素在王亞偉的光環下，往往被掩蓋掉了，于是，王亞偉陷入了一個越來越艱難的困局。

而這樣的憂慮開始影響他的投資。“我每次看一只股票之前都會問問，我買了這只股票會不會被廣泛報道，如果被廣泛報道了，散戶跟著買，然后賠錢了怎么辦，這樣的話會對我的投資造成約束。”王亞偉說。

而這種發問使得很多機會開始從王亞偉的手中溜走，“有很多機會我們是可以把握的，但是我會變得縮首縮尾。

最終，這成為了他在這幾年的投資中面臨的最大困境，也成為了他下決心要離開的主要原因。

而王亞偉更深層次的恐懼來源于對投資感覺的可能消失。

王亞偉在去年看了一部美國電影《完美感覺》，他覺得如同自己現在的處境。電影說的是整個人類因為一種病毒慢慢地失去嗅覺、味覺、聽覺、視覺，而電影最終拋出的疑問是，最后究竟是什么會使我們繼續生活下去？

對于王亞偉來說，他也被各種王亞偉效應的“病毒”開始侵蝕了對于投資的“完美感覺”

比如他要參與上市公司調研時，往往還沒出發就已流傳開去。還有他在投資圈子里面的交流，往往交流中初步呈現的是不成熟的觀點，需要進行碰撞來保持敏感度，卻總是被先行公開。

“這樣的話久而久之我不敢了，交流不暢了，時間長了會離市場越來越遠。長此以往下去，你投資的感覺會慢慢消失。”王亞偉指出。

或許，他離開的真正原因在于恐懼，“我很害怕投資的感覺會慢慢消失。我希望對于投資的感覺像新生兒對于新鮮的世界一樣，非常敏感。我希望避開被過度關注，可以心無旁騖地做事情。

堅守對投資的熱愛

對于各種傳言，王亞偉直接回應：“目前外面所傳言的，和哪些機構有關系，都是不確切的，可以是說完全沒有的。”他未來會先休息一段時間，然后再考慮去向問題。

在現場，面對本報記者對于未來最理想的工作狀態是什么的提問，王亞偉的回答是：“我喜歡處于干擾較少的狀態，能夠和市場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而不是一種排斥。就像物理學量子理論一樣，你剛剛走進這個市場，就已經對這個市場產生影響了，這樣的話投資就很難把握。我希望我對市場沒有影響，更好地觀察市場變化。

事實上，沒有影響，并不是離開。從現場諸多王亞偉的表態來看，他未來依然會留在投資崗位上，只是要換一個角色定位。

事實上，王亞偉對于自己多年的投資有著清晰的定位。首先，他不認為自己是“重組王”

“我投資重組股的時候市場別的人投得還比較少，所以大家覺得這是我在投資上的一個特點，但是從14年的時間來看，投重組股是我投資生涯中一個很短的階段，而且我投重組股，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說從投資的比例上，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重組股對于我基金的整體業績影響不大。”王亞偉指出。

“在某一個特定階段，重組股可能會存在機會。而很多同行沒看到這些機會，或者是看到了而不屑于去參與，我關注得多一點，機會留給我的多一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指出。

他對自己投資風格的總結依然是多年前的回答：要堅持對投資的獨立思考，“我的投資風格是尊重市場、挖掘市場中被低估的投資機會”

更重要的是，王亞偉對于重組股的判斷早已不像市場預期的那么樂觀。“投資強調與時俱進，我覺得現在重組股整體來講沒有超額收益，可能是風險大于收益的結果。整體來講沒應該更加注重風險，所以我相應地做出了調整，這個調整背后是我對市場投資機會發生變化的判斷。”王亞偉指出。

王亞偉進一步判斷，目前藍籌股的投資機會已經到來。但他也指出，目前階段系統性的風險對沖比較難。因為系統性風險無法用組合投資消除，除非用股指期貨。

王亞偉指出這唯有通過倉位的調整來降低風險，這個過程中會出現波段性操作。

面對本報記者的提問，王亞偉也揭秘了自己如何調研一個公司的秘訣：“我去公司調研的不多，這從年報，月報中可以看出來。我很多投資是依賴于媒體的信息，這些信息在別人看來并不一定是可以形成投資的決策依據。

王亞偉坦言“從長期的經驗、時間積累上還有對信息的處理能力、綜合能力，會慢慢有一些投資想法，可能這些投資想法經過交叉的驗證后，就做出了投資決策。這種決策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把握，有六七成機會的話，就可以形成投資決定了。

“投資者有時會存在過度研究。很多信息對于你投資是無用的投資噪音。過度研究反而事倍功半。”王亞偉指出。

感恩華夏成就王亞偉

在這場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告別會上，王亞偉一直很平靜，更多的是透露出幾絲輕松、樂觀與幽默，只有在談到對于離開公募、離開華夏的話題時，他開始有了明顯低沉的情緒。

“這個行業，我做了十幾年，有很深的感情。離開確實有些不舍。主要是有這么多優秀的同事，共事這么多年有很深的感情，有大家長期以來的信賴和支持。”說出這些話的時候，他的聲音開始變得低沉，邊說邊捏緊手中的礦泉水瓶，語速也開始放慢。

事實上，過去多年，王亞偉光環造成的壓力一直存在，但其一直沒有離開的原因在于過去兩年華夏經歷著艱難的股權轉讓歷程，“在過程中我沒和任何人提過這個問題。我覺得這么做不合適。

而如今，華夏的股權轉讓已經塵埃落定，新產品也終于破冰，業務重新步入正常發展階段，新的發展機遇也已來臨。而王亞偉卻依然陷于各種壓力并開始恐懼，他終于在這個時刻決定離開。

“我覺得繼續像以前做得那么好是沒有信心的，自己并不一定適應公司未來進一步發展的要求。所以我想這個時候提出離職，是對公司負責，對投資人負責，也是對我個人負責。”王亞偉表示。

同時，他對于華夏與范勇宏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我不是華夏基金的靈魂人物。外面經常說‘是華夏成就了王亞偉，還是王亞偉成就了華夏’。其實毫無疑問是華夏成就了我。”王亞偉低著頭，坦露心聲。

而他對于范勇宏，則直言“是懷有非常深的感激之情”。他認為范勇宏是華夏基金整個團隊有著強凝聚力和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范總的人格魅力，當然還有范總超強的經營管理能力和領導能力。

為了說明這點，在開會之前王亞偉還專門在筆記本上手寫了密密麻麻的資料，其中就包括了華夏基金多年來給股東回報的數據：1998年成立注冊資金7000萬，給股東累計現金分紅回報達到40個億，股權轉讓時整體公司價值達到160億。他算出了14年來華夏基金給股東的復合回報率達到了200多倍。

王亞偉拿上述數據與自己掌管多年的基金回報做了對比，坦言“一個優秀的企業家給股東創造的價值，是遠遠高于一個優秀的投資家給投資者創造的價值。

事實上，雖然王亞偉認為是華夏基金成就了自己，自己的離開或許沒有那么大的影響，他甚至用了一個比喻：“比如一輛奔馳車也一樣，前面小標記是奔馳的標記，它沒有了這個車開起來還是一樣的。

但是不可回避，他的離開會給華夏基金帶來極大的震動。

對此，華夏基金副總經理吳志軍從公司整體的角度給出了答案，他說華夏基金多年來其實一直沒有打造明星基金經理的策略，不過確實是以投研成績為主導，并且不會因市場左右業績。

一個細節可供佐證，在華夏基金，公司員工集體拍照的時候喊的不是“茄子”，而是“業績”。如果這點能夠堅守，則意味著華夏最核心的理念或可延續。

同樣無法繞開的話題是華夏基金與股東方中信證券之間的風風雨雨，盡管雙方有著眾多的博弈，但是中信證券內部一直對王亞偉頗為欣賞。事實上，就在5月7日告別記者會當天的上午，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才與王亞偉見完面。“這次離職董事長也很關心我，但最終尊重了我個人的選擇。我非常感謝中信證券對我的看重。”王亞偉指出。

中信證券5月5日發布《關于王亞偉先生離職華夏基金的聲明》表示，尊重王亞偉個人選擇，對他離職表示遺憾，愿與王亞偉就雙方下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及形式進行探討。王亞偉則對中信證券拋出的橄欖枝進行了回應，他說“以后在業務層面會有某種形式的合作也是很好的，但現在還沒有明確”

而中信證券拋出的橄欖枝不僅僅是對于王亞偉，此次的公告中，中信證券指出將繼續支持華夏完善治理結構，建立更加市場化的經營機制，而這或是這兩個行業巨頭之間未來關系的一個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