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復李旭利：從投資天才到犯罪嫌疑人從坦白到翻供

2012年06月14日 01:17
來源：時代周報作者：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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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資天才到犯罪嫌疑人，從曾經坦白到當庭翻供反復李旭利

6月的上海，已經是高溫難耐，但相比之下，李旭利案件的熱度或許更高。

6月12日上午9時左右，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門口，人們已經排起了長隊等待領取旁聽證，而他們正是為了旁聽曾經的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一案而來。

當庭翻供

9時30分左右，穿著灰色條紋T恤的李旭利走進法庭，自去年8月13日晚在北京海航酒店808號房間被上海經偵總隊抓獲已有10個月，如今的李旭利看起來頗為萎靡。

庭審一開始，公訴人表示，“你說過你曾經有坦白的情節，坦白就是如實徹底供述犯罪事實。你曾經坦白過，但后來又翻供了。

“我聽清楚了，但我從來沒有翻供的行為。”對于公訴人的“勸說”，李旭利似乎并不“領情”。在審判長的兩次提醒之下，李旭利提高了音量，“之前錄口供的時候想說，但被審訊人員打斷了，那個時候剛進看守所自己也很緊張。

法庭上檢方指出，2005年8月至2009年5月，李旭利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投資總監，2007年8月開始兼任該公司交銀施羅德藍籌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經理。在此期間，李旭利參與交銀施羅德公司所有基金的投資決策，并對藍籌基金的資金進行股票投資擁有決定權。2009年4月7日，在交銀施羅德公司旗下藍籌基金、交銀施羅德成長股票證券投資基金進行股票買賣的信息尚未披露前，李旭利指令時任五礦證券深圳華富路證券營業部(現為五礦證券深圳金田路證券營業部)的總經理李志軍，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國強”證券賬戶內，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相同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股票證股票交易累計成交額人民幣5226.38萬余元。同年6月間，李旭利直接將上述股票全部賣出，股票交易累計獲利額人民幣899萬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紅利人民幣172萬余元。

對于檢方的指控，李旭利提出了異議。“我聽到起訴書里有‘指令’二字，但實際上這個成交并不是我來執行的，是營業部的人(李志軍)希望我們幫他完成成交量，我確實說了可以買點工行建行這樣的金融大盤股，兩三百萬股就可以了。但他到底買沒買，我當時并不知道。直到2009年6月份我辭職以后才知道這兩個賬戶買了這兩只股票。

根據李旭利之后在法庭的回憶，2009年4月7日晚，其妻子袁雪梅接到了李志軍的電話，李志軍告訴她最近行情很好，建議他們買入股票，也幫忙證券公司完成點成交量。隨后李旭利接過電話，按照李旭利的說法，“為了幫助他們完成成交量，就建議對方要買就買點工行、建行的大盤股，風險比較小，買個二三百萬股就可以了。”至于李志軍到底買沒買這兩只股票，買了多少，李旭利表示直到他辭職之后才知道具體情況。

根據李旭利的供述，由他控制的“岳彭建”賬戶實際上是用自己表弟的身份證開的戶，而另一個賬戶“童國強”則是自己妻子袁雪梅的哥哥袁雪松公司的員工，當時兩個賬戶的總計資金三四千萬元。他還強調，這兩個賬戶主要是用來打新股，此外，李志軍也知道賬戶密碼。

不過，李旭利在庭審時也承認，在2006年-2007年間曾利用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為其配備的手提電腦，進行個人賬戶交易。根據他的表述，直到唐建“老鼠倉”事件曝光，他才停止了該賬戶的操作。

不存在逃匿

對于之前有媒體報道的所謂逃匿，李旭利也予以否認,“這個事情從最早開始調查已經有兩年的時間，最早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和太太、孩子都在美國，我并沒有采取逃避的態度，而是選擇回國配合調查。最后沒有選擇投案自首，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案子已經轉到上海經偵總隊。在經偵帶走我之前的十來天我還和中國證監會的工作人員聯系過，他們說這件事還在證監會的范疇以內，所以我當時就沒有回上海。”當被控方詢問去北京的目的時，李旭利表示去北京只是想與證監會就此事進行溝通。李旭利提到了一個細節，稱自己在往返北京和上海兩地時坐飛機和入住賓館時都是使用的自己的身份證。

同時李旭利也表達了自己的疑惑：“我當時也問過經偵的人，為什么沒有像許春茂那樣讓上海證監局打電話給我，經偵的人說我的手機停機了，但事實上在之前上海證監局和我們聯系都是通過我太太的手機，從來沒有打過我的手機，種種誤會使我失去了投案自首的機會。

“實際上當時我們給證監局留了三個電話，我的手機號碼、我太太的手機號碼和家里的電話，我原來的手機很多記者都知道，所以就關了。”對于自己的手機打不通的原因，李旭利這樣解釋。

李旭利在庭上表示，“在整個案子里，我確實不是無辜的，但我也沒有主觀的惡意。作為一個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資總監，我有太多太多的機會和太多太多的選擇，從常理來說根本不太可能選擇工行和建行來做老鼠倉。

辯論四焦點

此外，李旭利的辯護律師認為，不應用最終李旭利股票拋售價格作為涉案金額。在交銀施羅德4月21日賣出之前，李旭利并沒有賣出，甚至等到5月27日，李旭利從交銀離職，都沒有賣出，如果是老鼠倉，應該會先于基金公司賣出。

針對上述辯方觀點，公訴人稱：“利用職務之便買入就構成犯罪事實，在哪天獲利了結并不重要。”公訴人認為，交銀施羅德當初決定買入金融股的晨會為投資總監李旭利所主持，同意基金提高所持金融股占比至5%以上，也是李做出的決定。

控辯雙方辯論的焦點集中在了以下四點：第一，李旭利是否指令李志軍買賣起訴書所指控的一千多萬股的兩只股票；第二，李旭利是基于他的專業知識還是利用職務之便所掌握的公募基金建倉信息而買賣這些股票；第三，是否損害基金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第四，違法所得如何計算。

辯方律師的主要答辯觀點是，只有李旭利一人的筆錄，而沒有其他證據直接證明李旭利指令交易。故而對其做無罪辯護。

此外辯方認為在筆錄中反復出現的將“袁雪梅”寫成“李雪梅”以及李旭利孩子上學時間前后不一的筆誤使得這份筆錄真實性值得懷疑。控方認為，上述筆誤并不能否認筆錄的真實性。“這份筆錄是給李旭利本人看過的，他也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

辯方律師在舉證中提到了一個細節，李旭利被上海經偵總隊在北京逮捕后立即被進行審訊，接著坐火車押返上海，到上海后繼續審訊，李旭利辯護律師之一的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段厚省表示“審訊時間長達二十多個小時”

投資天才

李旭利的投資道路走得頗為平順，早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投資經濟學專業，之后又考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畢業后先后在南方基金公司、交銀施羅德基金任職，并取得了一系列令同行艷羨的成就。

2009年，李旭利離開交銀施羅德，與其在大學時的師兄、如今資本市場的大腕級人物裘國根合伙出資3000萬元，在原有重陽投資的平臺上，創辦了 “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

少年成名的經歷使得李旭利說話行事頗為高調，即使是在某些同行們看來頗為“犯忌諱”的話，李旭利也同樣不顧忌。李曾在參加一個論壇時這樣說到，“我想不明白為什么我們很多基金公司的股權可以賣給外資機構，卻不可以賣給公司的管理層？”在曾經的采訪中，一位熟悉李旭利的人這樣告訴記者，“李旭利是一個做私募很張揚的人，也可能因此引起了注意”

2010年11月，在朋友眼中“為人風趣高調”的李旭利出人意料地離開重陽投資，接著關于他被監管層調查的消息在坊間開始傳開。直到2011年的8月13日，李旭利被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刑事拘留，事情又回到了我們文章開頭的一幕。

當在法庭上被問及操作股票的時候，自己是否知道旗下基金經理有買相關股票時，原本佝僂著身子的李旭利，直了直腰，用極其自信的口氣說道：“實際上我并不太看得上下面基金經理的水平。” 在那一瞬間仿佛又讓人看到了曾經那位風華正茂的投資總監。

“他現在的狀態還行吧，他很思念他的家人，他是個很顧家的人，否則不會讓家人寫信指控他。”當被問及李旭利現在的狀態時，段厚省這樣表示。

案件時間區間差異

2012年6月5日，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近期打擊證券期貨犯罪的情況，披露了“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案情。披露情況為，犯罪嫌疑人李旭利在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期間，于2005年8月8日至2009年5月25日，利用未公開信息交非法交易股票2只，累計交易(買入)金額達5226.38萬余元，非法獲利金額達1071.57萬余元。

在上述披露的信息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點，是上海市公安局披露的案情與之前證監會所披露的案情略有不同，最大的變化是對犯罪嫌疑人李旭利非法交易股票時間區間的定義。上海市公安局發布的時間區間為“2005年8月8日至2009年5月25日”。而證監會在此前界定的時間區間為“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期間”。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2月28日正是“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罪”生效時間。

2009年2月出臺的《刑法修正案(七)》，將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老鼠倉”行為定義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而情節嚴重的依照“內幕交易罪”的規定處罰。2009年10月16日，最高法和最高檢公布了《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追究基金“老鼠倉”的刑事責任從此有了法律依據，該罪名即被確定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