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本李旭利

2012年06月18日 03:06
來源：投資者報作者：鄧妍尚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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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注定是一場備受金融界、司法界關注的庭審。

不僅僅因為庭審的主角——李旭利曾是一名與王亞偉比肩的明星基金經理，以穩健的投資風格在投資圈內著稱，更在于他被起訴的罪名——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這個有些新鮮的詞匯。

2012年6月12日，星期二。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第七法庭。

上午9點30分，當審判長宣布“現在開庭”，李旭利一案在此前幾個月三度推遲開庭后，終被拉開帷幕。

由于申請旁聽者達百余人——多為媒體記者，亦有部分律師、監管部門和警方人員，使得上海市一中院最終開放了有視頻轉播的大法庭以供旁聽。

《投資者報》記者了解到，整個庭審自9點半開庭到下午2點半左右，除去中午一個多小時的休庭時間，共進行4個多小時。當日上午，為檢方舉證及辯護人質證環節；下午，進入法庭辯論程序，李旭利的兩位辯護律師均為他進行了無罪辯護。辯論完畢，李旭利進行了最后陳述，法庭并未當庭宣判。

根據起訴書所指，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投資者報》記者查詢相關資料獲悉，此罪名源于2009年2月28日正式通過并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第一百八十條新增加的第四款。

具體而言，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是指金融機構從業人員以及有關監管部門或行業協會的工作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的信息，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期貨交易活動，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相關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行為。

其刑罰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李旭利因何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其交易細節如何？隨著庭審層層深入，控辯雙方激烈交鋒，李旭利一案的涉案金額、涉案賬戶、涉案細節、歸案過程等漸被曝光。

李旭利涉案經過

根據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李旭利因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于2011年8月13日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經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批準，被依法逮捕。

起訴書透露，2009年4月7日，在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旗下藍籌基金、成長股票基金進行股票買賣信息尚未披露前，時任投委會主席、投資總監以及藍籌基金經理的李旭利，指令時任五礦證券深圳華富路證券營業部(后為金田路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國強”兩個證券賬戶內，先于或同期于交銀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相同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股票，累積買入金額達5226.38萬元。

同年6月，李旭利直接將上述股票全部賣出。股票交易累積獲利899.24萬元，并分得紅利172.33萬元，總額為1071.57萬元。

公訴人認為，李旭利系基金公司從業人員，其利用職務便利，獲得基金公司尚未公開的信息后，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情節嚴重，應以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記者注意到，公訴人在法庭上曾強調，現有證據表明，李旭利的違規交易行為幾乎貫穿其職業生涯的始末，幾年間其私人控制的賬戶資金從最初的幾百萬元增長到了案發時的9000多萬元。

但為何在法庭上控方僅僅針對李旭利2009年4月7日后的交易？

一個重要原因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始于2009年2月28日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因此，對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行為，僅能追溯到該法規公布后，至2009年5月25日他從交銀施羅德離職之前。

對于起訴書指控的內容，李旭利在法庭上表示，交銀施羅德早在2008年11月左右就開始決定投資金融類的股票，其投資邏輯在于從2008年三季度，國務院提出4萬億刺激計劃。李旭利回憶稱，2008年三季度末開始，公司旗下幾乎所有的股票型基金、平衡性基金都陸續買入工行、建行等股票，但買入時點存在差異。

李旭利表示，“岳彭建”、“童國強”兩個賬戶從2008年后，一直委托李智君打新股和賣新股，并延續到他離開基金公司。

“2009年4月的一天晚上，李智君打我太太電話。之前，他已經兩三次打電話給我太太，勸說她買股票，因為我們的賬戶一分錢都沒有交易。我太太不知道該怎樣處理，我正好在家，我說我來跟他說吧，因為之前我一直都和我太太說不要買股票。

“等我拿過電話，他就說現在市場已經很好了，也沒什么風險。一再勸說我們買一點，我說現在不太合適買股票。他說你把資金放在這，還不幫我們做一點成交量。他說得比較為難，我就說要做成交量的話，工行、建行這樣的大盤股比較合適，實在不行你就買一點。

“他就說，你說買一點是什么概念，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很多人會問你要買多少啊，而他是說‘買一點是什么概念’，我說買兩三百萬股吧。

之后，李旭利稱他將此事忘掉了，也沒再關注賬戶情況。直到5月27日從基金公司離職，6月初已不再是基金從業人員想買股票時，才發現賬戶已經全部買了工行、建行股票，他于是將股票全部拋售。

根據李旭利在法庭上的供述，李智君打電話給他太太并勸說她買股票的目的，更多是基于傭金業務的追求。

但在公訴人看來，基于追求傭金業務的說法站不住腳。“據我們了解，營業部的交易量行業排名是按月計算的，你的這筆交易量分攤到一個月當中，根本不算大的。只有進行頻繁交易，才能造成客觀的交易量。那么你認為，你所說的增大交易量或者為了兩三萬傭金的說法，說得通嗎？”

李旭利表示很難解釋，因為這不是他做的。“你可能問李智君更清楚一些。

“兩個月后，就像你陳述的那樣，你如果只是部分授權李智君的話，卻發現他將賬戶資金全部買滿，有沒有對他本人或到他所在營業部進行抗議或交涉？”

李旭利對此回答，他們一開始發現與他原來的預想有差距，但發現是掙錢了，還覺得挺僥幸。“中國人有個觀念，賺了錢很少去指責別人，但我告訴我太太，不要再讓李智君動我們的賬戶了。

辯護律師則提請法庭注意，“‘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于2009年2月28日才獲得通過，而這時候，李旭利早已經停止了操作。

專業判斷還是非公開信息

記者注意到，開庭1小時14分后，辯護律師開始向李旭利發問：到底是基于自己的專業判斷購買這兩只股票，還是利用公司的未公開信息？這一點，也成為當日下午控辯雙方的辯論焦點。

在李旭利看來，主觀上他沒有利用公司未公開信息的意愿，“大家都知道工行、建行有3萬多億的流通市值，不管基金還是個人，對股價都沒有什么影響力。也就是說，這個信息本身沒有任何值得利用的價值。實際上，我當時說讓李智君買這兩只股票，是因為相對來說這兩只股票成交比較容易，且相對安全。挑這兩只股票，主要還是基于我的專業判斷。

當時“交銀系”基金獲利更多的是地產股和煤炭股，如華僑城、西山煤電等。

“在你們公司大量買入煤炭股和房地產股時，你有沒有想過通過未公開信息來購買獲利更高的股票？”辯護人問道。

李旭利回答：“沒有。再蠢也不會選擇像工行這樣的股票。

辯護人進而詢問李旭利，在2009年4月21日，你所在的公司拋售建行和工行股票時，你為何沒有拋售？而是直到離職以后半個多月的6月份，才開始拋售？

李旭利說：“當時我不知道賬戶里有這兩只股票，否則，按正常邏輯會賣出。

對此，公訴人指出，李旭利在交銀施羅德任職時已經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如果說被告人李旭利只是做一個專業判斷，也是利用了基金公司整體的智慧，之后又利用了專業機構的購買來印證自己的判斷。“被告人利用了職務便利，這一點上應該是沒有任何異議的。

休庭一個多小時后，下午庭審中展開激烈辯論，公訴人同時就李旭利案的危害和警示進行的總結引人思考

控方解析社會危害

在公訴機關看來，李旭利在過去十余年中，是公募基金行業中最為耀眼的明星之一，“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光環之下，他為公和謀私同步進行。

李旭利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在公訴人看來，一是損害了所有投資者的利益。李旭利獲得未公開信息使得他先于其他投資者做出反應，讓個人財產大大增加，當李旭利在進行這種不公平的交易時，其他外部投資者就會遭受損失。二是損害了基金行業的利益。這種行為會使公眾對整個基金行業喪失信心，最終危及到整個基金行業的生存。

在公訴人看來，基金市場的健康方向乃至于社會繁榮穩定，仰仗的是全體從業人員的誠實可信，“今天的審理對從業人員和監管部門敲響了警鐘，不要以為過去做出一些成績就放松對自己的要求，不要因為做出一些貢獻就放松監督。

非法所得如何計算

《投資者報》記者通過對現場繁雜的法庭辯論內容展開梳理，歸納總結后發現，除了上午就曾辯論到的是專業判斷還是利用非公開信息外，還集中在以下焦點內容。

其一，非法所得的計算和紅利所得是否要計入非法所得中存在較大爭議。

在辯護律師看來，不應按李旭利拋售的價格來計算他的獲利，“剛才已經證明了交銀西基金早在4月21日就已經拋售工行、建行股票，如果本案的行為確系李旭利所為，沒有理由不在4月21日之前將自己手中的股票先行賣出。對老鼠倉的定義是先買先賣，這樣才有價格優勢。

因此，辯護律師認為，最起碼，也應該在李旭利5月27日從基金公司離職這一天的收盤價價差來確定他的獲利。若按5月27日計算，李旭利獲利遠低于6月拋出的實際獲利。

此外，辯護律師認為，工行的分紅所得172萬元不應該計算在獲利中。股票紅利是股票本身所有的，不是通過交易行為而獲得。

對此，公訴人表示，“只要你利用了未公開信息進行交易，有一次買入或賣出行為，就構成了該罪。”至于紅利部分，公訴人認為，違法所得當然包括紅利所得，這也是犯罪所得的結果。

證據是否不夠充分

其二，記者注意到，針對公訴人6月12日下午在法庭上的陳述，李旭利辯護律師與公訴人辯論的另一個重要核心，是證據是否足夠充分。在辯護律師看來，該案中，除李旭利的供述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李旭利利用未公開信息。正因為此，李旭利的兩位辯護律師均為他做了無罪辯護。

“所謂‘利用’，是以獲利為目的的使用，是故意犯罪。李旭利既沒有主觀故意，且除了他的口供之外，沒有其他證據證明他有利用的客觀事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6條的規定，僅有口供，沒有其他證據時，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53條，對于所有定罪量刑都要有證據證明，所認定的事實都要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因此，李旭利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向公訴人提問，是否對于“利用”這個要件，做到了排除合理懷疑？

“退一步講，堅持用李旭利的口供作為利用未公開信息的惟一證據，那么上午舉證和質證中也反映了，李旭利只是同意李智君買入涉案股票，理由是涉案股票是大盤股，買入比較安全，且一兩家基金買入這些股票時不可能對股價產生影響。還有，在李智君一再要求下，幫營業部打成交量。其中沒有任何一個理由包含了利用未公開信息，況且在口供中，李旭利明確表示，沒有利用未公開信息的主觀故意。

“我記得上午公訴人也說李旭利的投資風格素來穩健，因為買銀行股比較安全。這也意味著，他考慮的是資金安全，不是利用公司的未公開信息，且他真要做老鼠倉，為什么基金在4月21日賣出這些股票之前，李旭利不賣出？而一直等到6月再賣出，只能說他利用的是本人的專業判斷，而不是公司未公開信息。

辯護人強調，在公訴人提供的證據當中，李旭利的供述和李智君的證詞，以及李旭利太太的證詞中間并沒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尤其是電話的時間，都記不太清楚，“這樣，公訴人提供的證據不僅不能證明李旭利有利用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而且這些證據本身存在沖突，即使公訴人不承認李旭利利用公司未公開信息的事實不存在，但顯然也不能說它存在，不能說證據確鑿充分，不能說證據達到能證明客觀真實的地步。

李旭利的另一位辯護律師朱有彬也表示，在偵查階段和檢察院階段，有長達9個月時間，期間發生兩次退偵，又發生了管轄權變化，“可見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就這個案件的證據還不是很充分。

電話指令到底存不存在

其三，在辯護律師朱有彬看來，案件的一個關鍵核心是，李旭利是怎么指令李智君的？李旭利的指令到底存不存在？

根據檢方的指控，李旭利是在2009年4月6日的晚間，與李智君通電話，并在電話中指令李智君購買工行、建行的股票。

“問題是，4月6號有沒有發生電話的事情？在電話里說了什么？李旭利有沒有指令李智君全倉買入，還是買兩三百萬股？如果這兩個關鍵的事實都得到了證據的支持和印證，李旭利就構成犯罪，如果這兩個事實得不到現有證據的印證，那么李旭利就不應當被認定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李旭利在口供中有說在4月6日，也有說在4月7日，而其太太說有過一次通話但不記得時間，李智君直到接受調查時，才知道通話的對方是李旭利，但通話時間也記不清了。

通話時間不能成為本案證據的支撐，雖然從目前的證據上可以看出，他們之間有過一次通話，但通話時間對于本案的定性有決定性作用。現在這個時間沒有得到通話對方的確認，也沒有得到通話見證者的確認。

“即便像公訴人所說的6日確實通電話，通話內容是什么？有什么證據來印證？只有李旭利一個人的口供，沒有任何相關的證據來證明。”朱有彬強調，根據庭審的情況，不能說這件事情一定是李旭利干的，因為知道和掌握兩個賬戶的人有四個。

“根據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只有被告人口供為證據時，不能認定被告人存在指令行為。既然不存在指令行為，那被告人的罪名顯然也不能成立。

在公訴人看來，電話指令是否存在、電話指令的內容是兩三百萬股還是一千多萬股，確實是本案比較核心的問題。

“通過庭審和整個證據看，這個電話確實發生過，李旭利一直以來也表述和李智君通過一個電話，以前他和李智君是不來往的。當然，我們通過李智君的兩份證言可以看出，他對購買工行和建行的整個過程記憶不清晰了，但他的證言并未形成反證說他不是受指令的，是自行操作去買的，從頭到尾我們根本看不到這個反證據。

公訴方同時認為，在沒有得到明確指令前，李智君絕對不會也不可能將賬戶內全部資金買光。

根據刑法規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應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拘役，并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金

李旭利的最后陳述

經過6月12日下午激烈的法庭辯論，審判長就控辯雙方焦點進行了簡要歸納：

一是被告人李旭利是否指令李智君買入起訴書指控的一千多萬股涉案股票；二是李旭利是基于自己的專業分析用自己控制的賬戶買賣這些股票，還是由職務之便所掌握的公募基金建倉信息作出買賣股票的決定。通過第二點，進一步引申出李旭利是否損害基金以及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三是該案的違法所得如何舉證？此問題主要在于控方。

審判長在庭審最后表示，控辯雙方已充分發表意見，庭后若還有未竟意見，可以書面形式提交給法庭。

《投資者報》記者注意到，李旭利根據法庭規定進行最后陳述時，將自己的心路歷程較為淋漓地做了坦陳。

在他看來，此事從開始調查已有兩年，“我最早知道證監會調查是在2010年的7月份，當時我和太太、孩子都在美國，知道這個事情之后，我完全可以留在美國，但后來我覺得不能逃避事情，所以從國外按期回來。而且，回來之后，我和太太主動前去和證監會溝通。

為什么最后沒有主動投案自首？李旭利認為，這其實是一個中國證券基金行業如何面對犯罪程序的問題。言下之意，他希望相關問題能引起行業的重視。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已轉到經偵機關，我當時以為還在證監會處理范圍，且我在被帶走之前，還和證監會有關人員聯系詢問過此事，他們說還在證監會范疇里，結果導致我沒有回到上海來。

李旭利陳述說，他曾問過上海經偵部門為何沒有像“許春茂案”那樣，由上海證監局打電話給他，溝通相關情況后就能過去。“經偵的人告訴我，上海證監局的人說我手機停機了，他們不愿意等。但事實上，在這之前，上海證監局和我聯系一直打的是我太太手機，從沒打過我的手機，所以，可能是大家相互之間存在誤會，讓我失去了投案自首的機會。

此前，在上午辯護人向李旭利發問環節時，曾問及李旭利是否存在逃匿行為。李旭利辯稱，這是個無稽之談。他透露他曾給證監局留了三個聯系方式，一是他本人的手機，二是太太的手機，三是家中的電話。但因本人手機被媒體打得過多，所以他將此手機關掉了。

“到案之后，我講述了真實情況，并盡我最大可能還原當時的事實真相。這個事情里，確實不能說我是無辜的，但我沒有主觀的惡意，要利用基金的非公開信息來掙多少錢。如果有主觀惡意，我有很多別的機會，作為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研總監，我有太多太多的機會、太多太多的渠道。

李旭利同時稱，他不是一個學法律的人，從他的角度考慮，其責任和義務就是讓公訴人和公眾了解真實情況，不管結果怎樣，都希望法庭做出公正判決。

記者注意到，此前公訴人在總結時，曾明確向審判長、審判員及陪審員提及，根據刑法規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應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拘役，并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金。公訴人同時提請法庭根據被告的犯罪情節、性質和到案后的認罪態度，以及當庭的表現，進行公正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