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扭曲的分配體制致中國資本過剩國民期盼改革

2012年07月06日 23:55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顧駿

0人參與0條評論

從2004年啟動調研開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謂“八年磨一劍”，終于進入收獲季節。據悉，總體方案將在下半年出臺，全體國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曉的是什么結果，人們尚不敢抱太樂觀的態度。因為8年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將出臺的消息，已經多次出現，無聲無息地制訂，沒見到過一份征求意見稿，又無聲無息地退回，也沒聽說明確的理由。或許這次真能“一勞永逸”，宣告一個曠日持久的難題終于得到了解決。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難以成行，是因為經濟和政治，歷史和現實等因素過于復雜的交織。中國由列強入侵總結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從此開始“趕超行動”，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歸之于“中國一盤散沙”，所以難以中國式趕超”堅持以國家為主體，無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點上是完全連貫、無縫銜接的。只要國家行動是有效的，國家從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國家行動的效率，那收入分配體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堅持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首先是國家包括國企的“效率優先，兼改革以來，出現過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種機會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國家享用財富盛宴的過程中，分沾了殘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學者分析了中國富豪產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關聯，其內在機理就在這里面。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現行的收入分配體制因為生產要素配置的失衡，而獲得了經濟學意義上額外的合法性。以“工業化”為核心內容的“趕超行動”，從頭就面臨資本匱乏的難題。改革開放的最大意義之一是讓中國跨過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初始階段，而資本愿意進入中國則因為存在著以“超經濟的方式”獲利的結構性機會。所謂“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通過壓低農業收益，將大量農民驅入城市就業市場，人為加劇資本匱乏條件下的勞動力過剩狀態，另一方面依托戶籍制度，拒絕給進城的農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業的社會保障支出。這兩者的共同作用壓低了農民工的總體收入，也壓低了戶籍市民的工資，收入分配體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

借助于扭曲的分配體制，中國資本快速積累，甚至出現資本過剩，與此同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勞動者逐漸離開就業市場，持續增加的勞動力供應開始掉頭，收入分配改革開始有了討論的空間。2008年后，西方國家陷入金融和債務危機，中國出現產能過剩，國民無論是否適齡的勞動者，其消費者屬性不斷增強，而在“無消費，則無生產”的現代經濟增長模式下，分配出現自動向消費者傾斜的趨勢，以避免經濟失速。中國社會進入了“沒有公平，就無法保證效率”的階段，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也進入了快車道。

經濟要求的自發浮現，并不一定會帶來國家行為的自動調整。盡管30多年的發展一再證明，不單一地依賴國家，中國可能發展更快，但國家自身邏輯和由國家邏輯得利的集團，包括龐大的靠財政供養的群體、借權力尋租的部門和依托壟斷而獲得暴利的機構，都離不開現行的收入分配體制，從其自身利益出發，他們關心的首先不是經濟能否轉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會不會“動他們的奶酪”

由此，國家與國民，政府與企業，國企與民企，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等，在收入分配改革這個公共平臺上開始了一場無形但卻公開的博弈。歷經8年，“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實滿足國民合理的期盼，那么，這場原本關涉經濟利益的溫和要求，有可能演化為權力與權利的尖銳對峙。近年來，“仇富”“仇官”的社會心態日趨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否準時推出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將成為對國家回歸其調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