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經理靠良心保護持有人利益李旭利案或是警示

2012年08月13日 01:51
來源：投資者報作者：岳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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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聲望是永遠找不開的鈔票，

　壞的名聲是永遠掙不脫的枷鎖；

　如果事實真是這樣的話，

　我愿在單調的海洋上終生摸索漂泊。

　……”

這是詩人食指40多年前所寫詩歌《命運》的開篇。回顧中國公募基金行業創始元老及明星基金經理們的人生際遇，這首詩可謂是飽經風霜后的心靈寫照。

“要么像孫延群因過度勞累而死亡，要么像李旭利被監禁陷入牢獄之災，要么被迫退出。”談及公募從業者的職業命運，這句話幾乎成了基金人最常用的調侃之語。雖然有失偏頗，卻是真實的悲嘆。

公募基金行業發展15年來，有一個難以言說的痛：一個以專業人才為核心的行業，資本卻掌控著絕對話語權，在牌照壟斷、個人持股被限制、組織形式單一的體制下，人和規則以及資本的較量，其實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結局。

最近五年，公募基金業出現了發展停滯的跡象，此前10多年累積的弊病終于成為緊勒在行業脖頸上的枷鎖。據《投資者報》記者統計，2008年以前成立的60家基金公司，已有近八成創業老總離職，其中又有超過八成的離職老總干脆退出了公募行業。

熊雙文、員瑞恒、王宏遠、王貴文、唐建、呂俊、江暉、李旭利、韓方河、莫泰山、王亞偉、肖風、范勇宏……這些公募基金業的創業元老，如今都消逝在了公募行業的第一線。且不論身陷囹圄的和病痛退場的，即便是賺了“聲望”后轉投私募的，和退居幕后當起了指揮的，離場的背后總是悲情的。

到了最近一年，第一批創業者中最成功、堅守時間最長的肖風、范勇宏也相繼離去，其中的無奈再一次把行業治理規則的咄咄逼人和以資本代替人的沉疴置于聚光燈前。

被資本吞噬的范氏樣本

從公募老大的掌舵人變成基金業協會的副會長，范勇宏沒有上任領導崗位的喜悅，更多的是尷尬

7月4日，申城大地剛剛步出梅雨季節。浦東新區芳甸路1088號紫竹國際大廈16層，長安基金公司進門處的電子屏幕上亮晃晃地打著一行大字：“熱烈歡迎范勇宏副會長一行蒞臨指導！”

如今身為基金業協會9個兼職副會長之一的范勇宏告訴記者，此前一天，他還在香港。之所以次日會抵達上海，據長安基金的高層人士透露，主要是受私交甚好的長安基金董事長萬躍楠的邀請。

但二人見面，角色已不再是昔日同行，那一行官味濃郁的“蒞臨指導”的大字，赤裸裸地將范勇宏這位曾掌舵數千億元資產的前華夏基金總經理被迫走向虛職的殘酷傾瀉出來。“今年公募基金行業大事在北京”。行走在上海、廣深地區的基金圈，時而有人會冷不丁地冒出這么一句，所謂的“大事在指的便是范勇宏卸任華夏基金公司總經理。

5月8日，華夏基金公司召開新一屆董事會，會場氣氛尷尬。董事會成員除了董事長王東明，副董事長范勇宏外，其余7名均是新面孔。這些新面孔要么來自華夏基金公司大股東中信證券，要么由中信證券“欽點”，包括獨立董事。

而老一屆的董事會成員，包括擔任華夏基金公司獨立董事11年之久的王連洲、龍濤、涂建則全部清退，范勇宏早在2001年就搭建的在屢次股權結構變化中都有驚無險的獨立董事制度，正式宣告瓦解。

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中信證券控股的中信基金公司與華夏基金公司合并后，中信基金公司的高層沒有一位能進入華夏董事會或核心管理團隊，這是范勇宏團隊對絕對領導地位的體現，然而，在今年新一屆董事會成員中，原中信基金公司董事長賈建平成為獨立董事。

“范勇宏一手締造的華夏，最后被一個小公司吞掉。”看到董事會的名單，前五大基金公司的一位高管對《投資者報》記者唏噓不已。

這個被稱為“小公司”的中信基金公司，在與華夏合并之時，資產規模僅有200億元左右，而華夏的資產規模約在2500億元左右。兩公司合并后，范勇宏拒絕了該公司原有高層進入華夏管理層。

“但最終，是資本逼老范就范了。”這位高管說。

“新董事會成員的名單事先是不知道的，直到大股東中信證券定了以后才通知華夏高層。”華夏基金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獨立董事告訴本報記者。

該獨立董事透露：“對董事會成員提名，原本有兩條規定，即由獨立董事或股東方提名，但這次，中信證券沒有讓獨立董事參與，而是均由自己提名。”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華夏基金公司一位工作近十年的員工如此吐槽說。正是在這次董事會上，范勇宏正式提出辭去總經理職務。

毫無疑問，范勇宏、肖風分別締造了華夏、博時的歷史，莫泰山改變了交銀施羅德的命運，但這些締造了歷史的人，卻主宰不了自己的職業生命。

十幾載心血一朝空

基金行業是個人才至重的領地，本不需要多高的資本投入。但在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穩定投研管理團隊這條漫長的道路上，一朝遭遇股東資本的強勢，十幾年心血便頓付東流

“資本強勢，直接結果是使公司治理出現問題，常見的就是股東越權干涉經營和股東派人控制公司。”一家注冊地在上海的基金公司高管說。

給華夏基金公司從治理結構上搭建一條持續成長的路，范勇宏創業早期就在構架，雖然效果顯著，但最終“被”敗了。

1997年底，原華夏證券董事長邵淳找到當時在華夏證券如日中天的范勇宏，命其籌備華夏基金公司并擔任總經理。此時，國家基金試點辦法剛剛公布。

起初，范勇宏并不明白領導為什么派自己擔任這個角色，因為當時華夏證券想去基金公司當總經理的人很多，而且職位高出范勇宏的很多，比如現任中國證券業協會副會長、時任華夏證券副總裁的林義相。

“之所以選擇我，是認為基金公司將來可能會管理很多錢，需要穩健經營，不能膽子太大，可能認為我是這種人的緣故。”在華夏基金公司成立12周年時出版的《無悔的歲月》紀念文章中，范勇宏這樣說道。

就這樣，范勇宏等第一批公募基金行業的創業者踏上了創業般的公募試點之路。

1998年4月9日，一個普普通通的星期四，在租來的北京壽松飯店一個面積只有500多平方米的簡樸空間里，華夏基金公司誕生了。回憶起當年，范勇宏說，連個簡單的成立儀式也沒有。

就是在這種清簡至極的環境里，范勇宏、王亞偉、江暉、戴勇毅、郭樹強、林浩、滕天鳴、張后奇、王寧、閆威、程乃愚、辛潔等10多位后來成為公募行業盡人皆知的領軍人物的年輕人一起扛起了華夏基金的大旗。此時的范勇宏34歲，王亞偉僅有27歲。

作為掌舵人，范勇宏深知“穩健經營”的重要性，為此，從華夏發展初期，他就在這四個字上做足了工夫，尤其在基金存在的核心——業績，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上，范最為關切。

本來，股權頻頻變更，管理層隨之地震，是公募基金業通常難以避免的頑疾，但早期的華夏基金是個例外。

華夏基金股權轉讓之頻繁不亞于任何一個公司，但范勇宏領導的管理團隊異常穩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為讓股權分散，保證了管理層在公司經營上的話語權。

林義相曾稱，籌建華夏基金時，華夏證券拒絕了67%的絕對控股，而與北京證券、中國科技國際信托分別以55%、35%和10%的比例持股，目的就是避免一家獨大。

基金公司成立不到兩年后，股權再一次分散，股東由原來的3家變更為華夏證券、北京證券、中國科技國際信托、西南證券、華泰證券、興業證券6家，持股最多的華夏證券的持股比例降至30%。

事實上，在公募基金行業發展之初，包括國泰、博時、長盛、嘉實等基金公司均刻意分散股權，避免被某一個股東把持。

“因為此時公募基金行業的盈利價值還沒凸顯出來，加之股東股權比較分散，所以基金公司管理層的經營權限能得到極大尊重。”王連洲說。

他還向《投資者報》記者透露，當時的華夏基金股東至少要把20%的利潤拿出來給管理層用于公司發展，但現在利潤幾乎盡數被股東拿走。

并非管理層權利越大越好，公募基金行業也出現過管理層權限太大而損害持有人利益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是原華安基金公司總經理韓方河因在股權轉讓中收受賄賂，并利用公司巨額資金幫人高位接盤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所以一個恰到好處的制衡，就顯得尤為重要。范勇宏深知其中的要害。

2001年，證監會發布《關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選的通知》，要求在基金公司法人治理上引入獨立董事制度，范趁此機會引入由王連洲、龍濤、涂建、魯明泓、劉芳勤組成的5人“獨立董事團”，在總共10人的董事會成員中占到一半。正是趁熱打鐵地落實了獨立董事制度，才制衡了資方的權利，既保證了管理層在董事會的話語權，又避免淪為股東方一味求規模和利潤的工具，穩定的管理團隊最終保證了持有人的利益。

但世事難料。

在2004年開始的券商綜合治理中，華夏基金大股東華夏證券理財巨虧，瀕臨破產，中信證券遂與北京市政府、中國建銀投資有限公司合作，著手重組華夏證券。2007年，北京市國資委宣布放棄外資高價競購，將所持有的40.725%的華夏基金股權低價轉讓給中信證券。

據當時媒體報道，之所以北京市政府選擇低價轉讓給中信證券，是因為中信證券答應將公司注冊地由深圳遷回北京。

不僅如此，在2006年到2007年，中信證券先后幾次總共掏了9.4億元，把散落在其他股東手里的華夏基金股權也一并快速收入囊中，至2007年底，中信證券已是100%控股華夏基金。這使華夏基金在創始期就竭力回避的“一家獨大”的治理結構轉瞬成空，而導致這些變故發生的外力因素都是范勇宏難以控制的。

為達到監管層關于基金公司持股比例的要求，中信證券掛牌轉讓華夏基金51%的股權，并在2011年底完成。今年5月，中信證券徹底更換董事會成員，范勇宏失去了執掌近15年的華夏基金。

“其實公司不是家”

看上去，基金經理已經擁有高薪，再施以股權激勵不免有“過分激勵”之嫌。對范勇宏們來說，失落的其實不是股權價值的落空，而是錯把公司當了家

“十二年，作為公司的帶頭人，我和同事們把公司當做自己的家(其實，公司不是家)，努力工作，任勞任怨，忍辱負重。但后來發現，其實公司不是家。

2010年4月9日，遠在美國沃頓商學院考察學習的范勇宏回味起自己和同事為華夏基金這12年來付出的苦心，寫下了這段傷情不已的文字，括號里“其實，公司不是家”把范勇宏內心的那點痛暴露無遺。因為此時，大股東中信證券轉讓華夏基金股權的行動正在神秘進行。

自掌舵華夏后，范勇宏曾先后近10次赴美學習考察美國的資產管理公司和基金市場。

范勇宏艷羨于惠靈頓(Wellington)資產管理公司由94位現職核心員工作為合伙人擁有公司；艷羨于Capital有450名員工持有股份，其中持股較多的80名員工屬于非常核心的人員，當公司準備將股份出售給核心員工時，甚至會貸款給他們；更艷羨于美國第四大市值的上市資產管理公司T.Rowe Price重視員工持股的全面參與，規定任一員工包括高級管理層持股不超過3%，以范勇宏為代表的一代公募基金的領軍人物點燃了在中國讓核心員工持股的夢想。

“美國資產管理行業所普遍采用的員工持股通過激勵相容制度安排，使得股東、管理層、員工乃至基金持有人之間保持了高度的利益一致性，更好地解決了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管理層和員工之間，以及基金持有人和公司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

相較于此前只有股東和管理層相制衡的股權分散策略，和以獨立董事制度對公司經營層進行監督的“隔靴搔癢”，美國同行的模式正是范勇宏所追求的，也是肖風、莫泰山等無數職業經理人所追求的。

然而，在公募基金業發展的這15年里，股權激勵一直是個甚為敏感的話題。

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王連洲透露，2006年以后，范勇宏就一直在爭取股權激勵，“其實也不高，就5%至10%，不會因此改變股權結構。

但就是這5%股權激勵的底線，也被股東方回絕了。按道理，如果為了維持華夏基金管理層的穩定，中信證券在轉讓華夏基金股權時，完全有機會拿出5%給公司核心員工，而實際上，就連華夏基金的管理層也不知道股權要轉讓給誰。

“這些做法完全沒有顧及范勇宏等華夏管理層的感受。”王連洲說。

正像范勇宏所感嘆的，“其實公司不是家”。肖風也說過：“公募基金目前的制度設計，確實很難跟基金經理們說‘這是你一輩子的事業’。

這是整個行業人員流動太快乃至流失的主要原因，包括江暉、王貴文、李旭利、張翎等原公募基金經理都曾談到，去創辦私募公司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那是在干屬于自己的事業。

即使很多人在私募這片不成熟乃至有些躁動的新土地上輸掉了昔日聲名，甚至于晚節不保，但仍舊有很多自信的公募人甘愿冒險，掛冠辭去。

莫氏榜樣幾人能尋

對動輒掌管上億元資產的基金經理來說，有時候，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不是市場風險，不是把握上市公司的發展脈絡，而是基金業的公司治理風險，繼而規劃自己的命運成長軌跡

今年7月，苦心經營14年的肖風在去年卸任博時總經理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才剛剛起步的領域：保險資管。

“一聲嘆息！中國基金業的創業企業家們竟然以這樣的方式落寞而去。我們必須真實地告訴投資人：中國基金業公司治理的風險甚至比市場風險更大。”肖風離職時，參與了華夏基金籌集的副總經理張后奇大為感慨。

而有著證監會背景的莫泰山對行業乃至自己命運的把握就更為老練，他的兩次轉型均在行業發展的重要節點，而其離職也被認為堪富“標簽意義”

莫泰山曾任證監會基金監管部處長等職，2005年進入公募基金行業，參與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的籌建，開始任副總經理，2008年起正式擔任總經理。

莫泰山入職時的公募基金業，已經擺脫了“基金黑幕”的陰影，更重要的是，2005年正是公募基金高速發展的前夜。Wind數據顯示，這一年，公募行業資產總規模只有4700億元，而到了莫泰山離職的前一年，即2009年末，行業資產總規模達到了2.7萬億元，增長了6倍。雖然此后的兩年里，公募基金產品發行以每年接近200只的速度上漲，但截至今年一季度末，總資產規模只剩2.2萬億元，公募基金行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瓶頸。

2010年9月，莫泰山離開公募基金行業奔向日漸成熟并在資產管理行業有一席之地的陽光私募，成為上海重陽投資的合伙人，并擔任總裁。目前正在修訂的《基金法》明確指出，把私募基金納入監管。這意味著，這個曾經游離在正規監管之外的機構群體被正式接納認可。

一個監管者，在公募基金行業大發展的前夕下海實戰，在空前的瓶頸期離開，又進入另一個正在崛起的領域。與其說這是命運垂青賜予的巧合，不如說是更多人試圖開辟的路徑。

私募，明星們的棲息地

離開公募，脫離體制，許是明星們的自負，許是沒有更好的路

放眼望去，雖有范勇宏這般無奈退離戰場的昔日掌舵人，但對眾多親身上場的明星基金經理們而言，最大的集散地還得是私募。

近半年離開的明星中，曾被冠以“最具狼性”的基金經理，原中郵基金公司投資總監彭旭注冊成立了北京鼎薩投資公司，其旗下的鼎薩1期已經開始運作。

而較范勇宏稍早一步離去的原“華夏大盤”基金經理王亞偉，也并沒有閑著，正不失時機地向私募人士打聽一些成立私募基金公司的事宜。

“從和他的談話中感覺，他有單干的考慮，但還不一定。”一位和王亞偉接觸過的私募老總告訴《投資者報》記者。

王亞偉單干并非沒有依據。記者統計，曾和王亞偉并肩作戰的原華夏明星人物們都天然地走在了“奔私”的路上。原副總經理戴勇毅、原總經理助理江暉、華夏固定收益總監楊愛斌、投資副總監石波、投資副總監孫建冬、投資執行副總監張益馳等均創辦了自己的私募公司。

要說掀起公募基金經理“奔私”潮的，還得是肖華。

2006年12月30日，博時明星基金經理肖華正式離開公募，去創辦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在A股牛氣沖天的當時，肖華正奔私”的舉動就像在公募基金平靜的湖中投下的一塊巨石，蕩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瀾。

未出1個月，肖華的深圳尚誠資產管理公司火速成立；兩個月后，其與著名的深國投合作成立了深國投?尚誠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也迅速成立。

當時，這種基金經理離開體制下的公募而單開“小作坊”的行為，讓很多人擔心：會不會被逮起來？

“后來發現不但沒事，肖華憑借自己在公募的資源以及影響力，還都很順利。”星石投資合伙人總裁楊玲回憶說。

肖華所選擇的借助信托公司發行、有監管機構備案、資金由第三方托管的“陽光”運作模式，終引得很多私募明星復制。其中，原華夏基金籌備組成員之一、時任工銀瑞信投資總監的江暉就是其中之一。

看著肖華如魚得水，江暉找到原工銀瑞信時的同事，時任諾安基金北京分公司總經理的楊玲，推銷自己的“絕對回報”理想，并希望楊玲入伙共同創辦私募公司。

楊玲被說動了，隨后兩人繼續“籠絡”了12人加盟，終于在2007年6月底，在位于北京阜成門外大街國投大廈8層最靠里的一個角落里誕生了星石投資公司。

和肖華一樣，江暉也選擇了與深國投合作，并一口氣成立了星石1期、星石2期、星石3期。

“落差很大，”楊玲說，“2007年，公募基金地位很高，到哪里都受歡迎，但對很多人而言，陽光私募是個新事物。

即便如此，肖華、江暉等明星人物“奔私”仍然立刻顯現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與公募“固定工資+獎金”的模式相比，私募“固定管理費+業績提成”和如神一樣地被崇拜的感覺，無不充滿了誘惑。繼肖、江之后的兩年多，幾乎所有大型公募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經理都紛紛落跑“奔私”

2007年7月，原長盛明星基金經理田榮華創辦武當資產，原嘉實總經理助理、明星基金經理王貴文創辦隆圣投資；8月，華夏投資副總監石波創辦尚雅投資；11月，上投摩根副總經理兼投資總監呂俊創辦從容投資、原富國投資副總監明星基金經理徐大成創辦博頤投資；轉過年去的2008年2月，廣發明星經理何震創辦匯利資產。此后，李旭利、孫建冬、莊濤、鄒唯、彭旭等紛紛離開公募加盟私募陣營。

李旭利案是警示“奔私”？

“老鼠倉”是基金經理永恒的“禁區”，要想“公轉私”，先想想是否能經受住這意味雋永的“離婚審查”

“明星們都走了，公募還有戲嗎？”眾多明星基金經理紛紛走人，這成為公募基金持有人及輿論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由于公募人才的規模化流失現象嚴重，監管層隨后加大了對離職人員的審查。

工銀瑞信一位離職創辦自己私募公司的前基金經理告訴《投資者報》記者，離職后，之前其任職期間所有的交易記錄、門禁記錄、通話記錄等都被一一調查，不僅如此，還被監管層找去問話。

也因此，基金圈有一個推論：李旭利被移交司法機關，是監管部門“殺雞儆猴”，給知名投資經理的頻繁“公轉私”一個震懾。

“本來就是想做點事業，掙多少錢其實我根本看得很輕的，現在搞成這樣，一場悲劇收場。”被調查后，李旭利不無悔意地說。

出身農村的李旭利，天生有著農村孩子用知識改變命運的倔強。

18歲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投資經濟學系，22歲考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31歲那年，李旭利當上了南方基金公司投資總監，后跳槽至交銀施羅德，一路如魚得水。但自2009年，李旭利加盟同門師兄裘國根的重陽投資后，終于難逃人性之弱點，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自2007年上投摩根唐建“老鼠倉”被查開始，目前已被監管部門定性為“老鼠倉”的基金經理已達十位，其中不乏許春茂、韓剛、鄭拓等明星經理。其中許春茂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韓剛有期徒刑一年。

“我時刻告誡公司的投研人員，不論境況如何，都不要做違反法律的事情，不管是在投資上還是在規則上，存有僥幸心理都要吃大虧。”談及李旭利，已經離開南方基金公司的一位投研高層這樣告訴記者，李旭利案堪稱警示。

拿什么“不放棄追求優秀”

公募業相對收益排名的考核機制和做“少數派”的艱難，使有才華的基金經理們的職業投資行為成了不斷試探個人底線的活動

“我想我應該不會再進公募基金了，這次出來主要是為了個人的發展，還是有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這是五年前肖華離職的原因。

記者發現，在接觸的10多位基金經理中，談及離職原因，最終都無外乎兩個：其一，干屬于自己的事業；其二，擺脫公募基金的諸多限制，去實現自己的投資理想。

“別人問我，離開嘉實你后悔不？我說，從不后悔。”原嘉實一位基金經理說。

“公募基金公司的限制太多，投資品種的限制、交易所的限制、公司自己的限制、倉位上的限制、股票上的限制、加之排名上的考核壓力，很多想法無法實現。”這位前嘉實基金經理說。

對投資理想的追求，是很多公募人士放棄已到手的光環轉而進入其他投資領域的最大動力之一。

談及離職原因時，王貴文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投資做到一定程度，很多事情想不清楚，會非常別扭，也就抑制不住思考的動力，不得不全心投入，這完全不是凈值高低、獎金多少的問題。

有多位基金經理告訴記者，公募追求短期相對排名的游戲規則，很多時候會“扭曲”投資行為，敗壞對投資的感覺。

“持有中聯重科收益超過60%了，還傻瓜似的不賣，為什么？為的是如果該股票再漲10%，會拉高五六個名次。”原中郵基金一位明星基金經理對記者表示，之所以想離開公募，就是想避免這種機制性的傷害，重新思考新的投資邏輯，畢竟，原來以宏觀經濟周期為主要投資邏輯的時代已經過去，而順應經濟機構轉型的自下而上的投資邏輯正在不斷被市場驗證。

去年底，原嘉實明星基金經理鄒唯，2009年《投資者報》“基金經理賺錢榜”狀元得主，離開了公募行業投奔中信<!>產業基金。

“鄒唯是很有想法、很有個性的人。”一位鄒唯的前同事評價說。

記者曾多次采訪鄒唯，他的底線之一就是：“不能破壞自己的投資感覺”。他說，做投資的一旦投資感覺被扭曲，就等于殘廢了。在公募基金無比透明和只重視相對排名的游戲規則下，堅持獨立思考將面臨重重壓力。

2010年上半年，股市哀鴻遍野，權益類基金中除了其管理的嘉實主題取得6%的正收益外，其余基金全部虧損。但很多人只看到業績的光鮮，并不知鄒唯遭受的煎熬。

早在2009年6月底，此時上證綜指接近3000點，鄒唯迅猛減倉，然而上證綜指卻在8月初創了3478點高點。這“過快逃頂”的操作讓嘉實在花了許多精力剛為該基金做完持續營銷，促使規模增長了幾十億后，就迅速遭遇了40億元的凈贖回。

2010年，鄒唯在戰術上做了反省，即減倉太猛，沒有考慮到公募基金應讓投資曲線或業績曲線盡量平滑，但這并不代表就停止看空。在2009年8月遭到40億元的凈贖回后，乃至在2010年上半年，鄒唯把股票倉位降至下限，同時配了大量固定收益類債券，這使得嘉實主題的業績非常亮眼，但又一次錯過了2010年三季度的行情。

常在河邊走，錯過一些小波段性的投資機會也難免，但最令人窒息的不是短周期的業績壓力，而是當公募基金業的“少數派”：空頭。

在以相對排名為規則的公募江湖里，少數派常被劃分到“另類”名冊中。對于少數派而言，做對了尚可，做錯了，排名壓力、贖回壓力、領導談話，甚至“下課”的壓力都會接踵而來。但這，就是公募的機制。

王亞偉離職時，《投資者報》記者曾問他：一個優秀基金經理應該具備什么品質？王亞偉回答：“基金經理不要放棄追求優秀”

“頂尖的基金經理不容易，但是做一個業績中等的基金經理很輕松，不用花工夫，別人買，就差不多配一點。”王亞偉說。

這種隨大流的明哲保身現象普遍存在于公募基金行業。

嘉實一位離職人員告訴記者，鄒唯是因為長期與其他基金經理在方向上不一致而被排擠走的。其中有鄒唯個人的因素，也有嘉實公司在管理上不夠完善的責任。

靠良心保護持有人利益

當管理層訴求在強勢的股東資本力量的壓制下難以抬頭，公募基金公司第一位的追求就可能不是基金業績，而是規模提升帶來的管理費收入

“范勇宏之所以要離開，或許是中信證券主導董事會后，經營團隊對再為基金持有人的信任奉獻回報缺少了底氣。”王連洲告訴記者。

“沒有信心為持有人負責。”這并非一句玩笑話。

“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投資理財產品和服務，為公眾創造財富，這是首要責任；其次，要讓員工過上體面的生活；第三是為股東創造公平、合理的投資回報。”這是范勇宏總結的經營哲學。

范對基金業績重要性的理解，在華夏早期就體現出來。至今被華夏沿用的“為信任奉獻回報”、“研究創造價值”是范2000年提出來的，2004年范又提出“全員風險管理理念”；甚至華夏基金公司員工在合影時喊的口號不是“茄子”，而是“業績重；更令華夏基金自豪的是，2007年市場異常火爆時，其他公募基金都普遍通過大比例拆分做大規模時，范勇宏卻下令封閉了旗下多只基金的申購，從而在五六千點的高峰上保護了沖動的投資者。

從2000年左右的“基金黑幕”到2007年的大比例拆分，再到目前行業普遍存在的重規模、輕業績；從“老鼠倉”頻發，到基金公司董事會頻繁干預投研等諸多問題，其實都共同指向這樣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公募基金業有沒有一個以持有人利益為第一目標的體制？

這是公募基金發展15年來沒有解決的問題，也是公募行業面臨瓶頸的最重要原因。

股權激勵并非只是管理層再向股東方要權利、要利益，更重要的是，在現有單一契約型基金的組織形式下，這是解決公募基金行業長期以來存在的持有人利益、管理人利益以及股東利益不相匹配的主要措施之一。

在一線打拼的基金公司管理層深刻明白，只有把基金業績做好了，持有人才會埋單，規模、品牌和個人榮譽才會隨之到來，所以管理層天生有把基金業績做好的愿望。但代表大資本利益的公司股東不一樣，他們更關注的是股權的價格和利潤，而非基金業績好壞，以及是否履行了信托責任。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這是信托業最淺顯的道理。但在當前的機制下，用王連洲的話來說，靠的不是機制的約束，而是“管理人的道德和良心”

新《基金法》難改資本的傲慢

股東資本依然強勢，持有人資本依然難得足夠保護，新法的修訂沒有給第一代拓荒者帶來渴慕已久的甘霖，但這就是拓荒者無盡的使命

“要使大資本和專業人才的話語權對等，有賴于金融市場化，有賴于牌照的放開，當牌照紅利消失后，專業人才話語權自然會上升。”一位在公募行業10多年的基金公司老總說，但他也悲觀地表示：“不過，這些我想都不想。

創業者陸續退場，明星基金經理紛紛另起爐灶，無不折射出行業久積的沉疴。新出臺的《基金法》雖然明確提出股權激勵的合法性，但在業內看來，制度賦予資本的傲慢仍不能得到解除。

“本來理財行業應當是管理者和投資者的利益緊緊相關，捆綁在一起，而我們現在的制度設計，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為基礎構建框架，而是以股東資本為核心、股東資本為基礎、大資本的話語權最高。”王連洲說。

相比海外成熟的共同基金的管理模式，在當前國內單一的契約型組織架構下，并未有一個專門代表并維護基金持有人權益的有形機構，投資者的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系統的有效保護。加之股權結構與經營管理層在利益上不一致，由股東強勢、管理層弱勢而來的沖突導致的負面影響，最終都是持有人埋單。

“如果能保證股東、管理層、持有人在董事會里各占三分之一席位，三方利益主體就可以綁在一起。”鵬華基金的一位高層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