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憲忠：“父母官”的正當含義在哪里？

2012年10月08日 15:57
來源：鳳凰網財經 作者：俞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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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官場上，會經常地接觸到“父母官”現象，也會屢見不鮮地聽到對某位高官“愛民如子”的倍加褒揚，形容政府官員像父母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無微不至地體恤民情和關心百姓。中國歷史上的鄭板橋(1693—1765)曾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和“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在主政山東濰縣期間，也因從政廉明和體恤百姓而深得濰縣各界人士的愛戴，但也得罪了一些達官要人。據說他在辭官回鄉而離開濰縣的時候，有很多人都在依依不舍地為他送行，當時曾有人請教他如何對待百姓？他的回答是：對百姓要愛民如子，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就可以了。由此可見，即使像鄭板橋這樣開明賢達的飽學之士，也是在愛民如子的意義上來理解或界定“父母官”現當下的中國人，如果遇到了家鄉的政府官員，也是習慣于感恩戴德地將他們稱之為“父母官”

作者在想，在社會和政府的治理結構中，為什么會將官民關系形容為血緣化的父母與其子女的關系？很可能的原因在于：

一是中國具有漫長而典型的封建社會史，封建社會的典型特征是中央政府高度集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天子，國民大眾不是主人，而是受皇帝指使的一群下人，皇帝治國安邦就像牧羊人一樣驅趕著自己的羊群。所有官吏都像封建家長制下的父母一樣，對其兒女化的百姓具有絕對的支配權，兒女必須絕對地順從父母的意愿做事情，而絕對不能有任何的違抗或偏離。否則的話，就會受到家法或族規的某種暴力懲罰。

二是在中國文化意識的歷史長河中，被官方奉為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顯著特色是孝親文化和忠順精神，強調的是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以及君為臣綱和父為子綱，君臣關系總是與父子關系相聯系。其核心價值理念是忠誠與服從，百姓對其轄區的政府官員要像對待其父母一樣。就像是兒女必須孝順父母一樣，百姓也必須順從政府官員的任何調遣和安排。否則的話，就會被認為是不忠不孝。

三是中國沒有市場經濟的歷史，并實行了長期的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顯著特征是自由選擇和公平競爭，與之相適應，政府官員則是產生于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競選過程，政府所擁有的全部公共權力都來自于國民大眾的合意授權，其合法性毋庸置疑。與此相反，計劃經濟的典型特點是國有化(包括勞動力和思想言論)，一切權力和權利都收歸國有，實行中央集權下的不服從者不得食，不聽話的孩子沒奶吃，政府官員對待國民大眾，就像封建家長嚴酷地管教其子女一樣。

無論是封建主義還是計劃經濟，其高度集權全都有賴于縱向垂直的政治高壓和思想洗腦，國民大眾時刻都會面臨著諸多政治運動及其暴力威脅，其執政背后的核心理念都是以官為本。其不容置疑的強盜邏輯就是：元首等于政府，政府等于國家，而國家則又等于祖國，特別強調對元首的無限忠誠和盲目崇拜，并將此視為公民愛國主義的最高表現。把忠于祖國代換為效忠于國家，并進一步置換為服從政府和忠于領袖，將祖國母親偷換為領袖父親，最高領導人因此而成為“父母官”的總代表。

由于國民大眾無法見到雖然“無比仁慈”但卻異常神秘的偉大領袖，不可能得到偉大父親式英明領袖的耳提面命，那么，由其領袖直接任命而非大眾合意選舉的一系列欽差大臣和各級官吏，就會很自然地成為類似于親生父母的諸多具體化身。正是由于這種集權化和垂直性的“化蛹成蝶”過程，國民大眾才得以見到了那些滿天飛的“父母官”。既然官民關系如同父子關系，那么，大眾對其政府官員就只有忠誠和服從，而絕不能對其命令和指示存有異議或否定。由于這些原因，人們就普遍認為最好的官員就是“愛民如子”的官員就并進一步將官民關系異化為不可抗拒的父子關系，將非常嚴肅的政治關系異化為不可改變的血緣關系，將權責分明的法權關系異化為不可違背的倫理關系。

如果政府官員的命令、指示或決策出現了錯誤，就像“反右運動”、“大躍進”、“三年困難”、“四清”或決十年文革”一樣，甚至引起了災難性的社會后果，國民大眾這些“孩子”們也不要有任何懷疑或抗拒。因為父母的動機是好的，要可憐天下父母心，天下歷來只有不孝的兒女，而絕沒有不仁慈的父母。即使父母打罵甚至虐待孩子，也是為了孩子好，父母的行為全都是為了糾正兒女的不良習慣或毛病。不是說子不教父之過嗎，不是說兒行千里母擔憂、母行千里兒不愁嗎！如此而論，父母官就永遠都沒有錯，錯的只是您們這些作為百姓的不孝的兒女們，都是因為您們這些兒女們不聽話、不請示、不匯報、不服從、不忠誠、不孝敬、不恭順！不管出現了什么問題，全都是兒女的錯。否則的話，就會被視為不忠不順的忤逆不道。父親總是偉大，母親總是仁慈，兒女們總是背負著一個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并在一個純粹倫理主義的陷阱里苦苦掙扎。在此語境下，依此而論，即使百姓向政府官員送禮，就不再是行賄，而是一種“孝敬父母”的感恩行為；同樣的道理，即使政府官員向百姓勒索錢財，也就不再是索賄，而是一收取養老金”的合法所得?！案改腹倬偷恼鎸嵑x由此被異化、被扭曲、被混淆、被倒置。

如果我們留意的話，在有些非常欠發達的落后國家，國民大眾和一些主流媒體也經常將其國家領導人稱為“偉大的父親”或“慈祥的父親”，很多時候也使用“偉大的母親”或“親愛的媽媽”來將政治概念血緣化、倫理化或人格化。但這些國家卻并沒有為國民大眾帶來自由、富裕和繁榮，而是將他們拖入了一個長期貧困的發展陷阱，除了貧困之外，國民大眾什么都沒有。如何理解這種狀態下或“父親或“母親的稱謂，是源自領袖人物自負無恥的暴力強制，還是源自大眾百姓愚昧無知的盲目崇拜，或是源自御用文人屈膝獻媚的政治討好，抑或是諸種變量劣性均衡的多因一果，作者在此暫不評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越是冷酷無情和草菅百姓的暴君，就越是特別需要這樣看似仁慈的偉大光環。所有的獨裁者都是非常自負無恥的暴君，對國民大眾都沒有絲毫的敬畏之心，這是一個歷史鐵律。

在政治現代化和政府現代化的呼聲此起彼伏的現代社會中，我們需要弄清楚“父母官”的正當含義是什么？到底誰應該是“父母官”誰應該是“兒女”，或者說，在政父母官”的政治語境下，對于轄區內的百姓而言，政府官員到底是“愛民如子”意義上的“父母官”(官員如同父母、百姓如同子女)，還是“衣食父母”意義上的“父母官”(百姓如同父母、官員如同子女)？

政府是一種社會管理機構，政府官員是一種社會管理人員，政府官員與大眾百姓之間的真實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國民大眾是社會管理的委托人，而政府官員則是社會管理的代理人，國民大眾將社會管理的職能委托給政府官員來做，政府就因此而理應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共代理機構，政府官員也因此而成為國民大眾的服務員。這就是“人民公仆”的真實由來，也是政府機構合法性存在的惟一理由，更是國民大眾向政府繳納各種賦稅的惟一原因。政府支出的各種公共管理費用，全部都來自于國民大眾上交的稅收，政府官員的就業機會由人民大眾的服務委托所提供，政府官員的薪水也來自國民大眾所承擔的各種賦稅，毫無疑問的是，政府官員只能依靠國民大眾來養活，就像孩子依靠父母來養育一樣。

基于這一真實關系，我們可以認定，國民大眾是政府官員的“衣食父母”，不僅政府官員群體來自國民大眾，而且其各種生活費用也都由國民大眾所供給，政府官員只能是國民大眾所養育的“兒女”，而絕不是高高地凌駕于他們之上的家長式“父母”，如果非得要使用“父母”的稱呼來形容或界定官民關系的話，政府官員也只應處于“敬民如父”和“愛民如母”的從政位置，更應該對國民大眾時時刻刻保持者“敬畏之心”和“敬重之意”。現代化的社會管理法則和政府治理理念，必須將國民大眾置于至高無上的發展位置，由此方能真正實現從官本主義向民本主義的治理轉型，從而才有可能完成發展的革命。

當代社會正處于一個理念競爭和制度比較的全球化時代，看似隱性無形的文化理念，實際上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選擇和發展質態，具有至高無上的發展價值和指導意義。各種后果不同的發展現象背后，實際上是我們的發展理念在起作用。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沒有成為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就是由于各種愚昧落后的文化發展理念在起作用，實質上是其落后的制度安排所長期積淀下來的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相對于其他發展現象而言，文化理念通常具有超強的落后粘性或剛性，也就是制度經濟學所講的路徑依賴性或歷史慣性。改變因愚昧無知而封閉扭曲的文化理念，矯正因高高在上而盛氣凌人的從政心態，消除因特權橫行而刁難百姓的官場惡習，對任何國家而言，都是最為困難的事情，但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事情。

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征曾經說過：君為舟也，民為水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人民對政府即可以用手投票，也完全可以用腳投票。當那些自以為是、自負妄為和自命不凡的“父母官”們違背民意的時候，國民大眾自然就會用腳投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和面向現代化，就是因為他摒棄并超越了“愛民如子”這一愚昧無知的傳統陋習。鄧小平曾自豪而莊嚴地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敝挥兄袊械恼賳T都摒棄掉“愛民如子”的“父母官”理念，將國民大眾視為終生依靠的“衣食父母”，中國才有可能重構起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階層，中國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其自身的現代化崛起。發展理念現代化、政府機構現代化、政治安排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對中國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具有實質意義、核心價值和引擎效果。【作者：俞憲忠(1956.12-)，管理學博士，濟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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