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新“兩個凡是”拉開中國“新改革”序幕

2012年10月16日 09:33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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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國務院關于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這段被稱為新“兩個凡是”的決定一出來以后，就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那么它的意義究竟在哪？筆者認為要在改革的歷史大背景下說明這一問題。我們把改革劃分為未來將要進行的“新改革”，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迄今為止所進行的“舊改革”，我們對新“兩個凡是”的分析要放在探討“新改革”與“舊改革”的關系這一背景下討論。

“新改革”應是遵循基本原則的改革

原來的改革思路訴求的目標是“生活水平的提高”，通俗地也可以稱之為“生產力進步主義”或“GDP主義”，計劃經濟下的目標責任制，轉化為了地方政府的GDP考核目標，轉化為個體對最大物質利益的追求。在這種思路的潛在含義是，只要能夠實現上述目標，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學界大致有一個共識，即中國的改革自2002年以來就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國進民退”就是這一狀態的具體體現。那么為什么改革會停滯？筆者認為，這與舊改革的思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舊改革的思路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確立的，簡要地可以概括為為人熟知的“三個有利于”、“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等，這種改革思路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色彩，不可否認，當時，這種改革思路對于解放人們思想，突破思想禁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消極影響也逐步體現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相關的方面上。

一是政府權力的擴大，形成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政府利用自身的優勢，壟斷了利益豐厚的部門，這些部門集中在生產要素的生產行業，如資本和土地的供給，還包括對基本社會服務的壟斷，以及壟斷重要項目和上市公司的審批權等等。依照上述改革思路，政府對這些行業或部門的壟斷并無不可，換句話說，按照那一改革思路，根本難以打破政府在這些領域的壟斷，限制政府的權力，我們甚至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正是那樣的改革思路為政府的上述壟斷提供了借口。比如政府對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的壟斷，都可以說是為了廣大百姓的利益。這些利益集團形成之后，也成為了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二是社會道德精神的墮落。原來的改革思路訴求的目標是“生活水平的提高”，通俗地也可以稱之為“生產力進步主義”或“GDP主義”，計劃經濟下的目標責任制，轉化為了地方政府的GDP考核目標，轉化為個體對最大物質利益的追求。在這種思路的潛在含義是，只要能夠實現上述目標，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什么法律和道德都可以是浮云。因此，伴隨著經濟大繁榮的，是社會道德水平的嚴重滑坡。各種腐敗問題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不僅是制度本身的問題，也是道德水平下降的產物。

三是社會不公平、不公正問題加劇。盡管社會不公平、不公正的原因不能歸為“改革”，這不是改革所意圖的結果，但是確實也必須反思，原來的改革思路是否存在一定的問題，才導致了這一我們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總的來看，這一改革思路，特別是到了個體和地方層面之后，就扭曲成了追求個體利益的最大，地區經濟總量的最大，而不是個體權利的擴大和改善，以及個體的切身感受如何。

未來的改革思路，應對原來的改革思路進行糾正，這一糾正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在“目標”層面上我們不能再把“生產力”放在首位，而是要把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善”的社會放在首位；二是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層面上是回歸到法律、道德這些原則上來，我們判斷改革行為合法性的依據，不是其結果是否有利什么，而是它是否遵循了這些原則。也只有以原則為基礎的手段，才有助于實現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和“善”的社會的目標。

這一改革思路的轉向，還可以表述為從“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經驗主義”轉向，法律、道德倫理”，從“總體主義”轉向，個體主義”。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法律，主要不是指政府“立法”形成的法律，而是抽象的、體現正義的一般性原則，不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

“改革”因此也只能是法律和道德之下的改革，而不能凌駕于這些原則之上，也就是說，改革只能是法律和道德所指引的改革，那些以法律和道德的破壞為代價的改革，其實是有破壞性的“偽改革”

新“兩個凡是”與“新改革”的原則是一致的

最大的公益是私人提供的，以“好心”來提供公益，其效果遠不如人們出于自利之心提供公益。而讓政府提供公益，是以政府(那群人)特別好心、特別自律，并且在提供公益上又特別能干為假設前提，而這種假設當然是站不住腳的

新“兩個凡是”的核心是推動政府退出市場，退出社會，這與“新改革”的原則是相符的。政府退出市場和社會，是公平正義的體現，是對原先錯誤的糾正。

事實上，現在政府能做的，市場都能做，并且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認為“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的觀點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謬誤，它有錯誤的理論為支持，這些錯誤的理論某種程度上又為政府壟斷提供了依據。

如斯密早就指出的，最大的公益是私人提供的，以“好心”來提供公益，其效果遠不如人們出于自利之心提供公益。而讓政府提供公益，是以政府(那群人)特別好心、特別自律，并且在提供公益上又特別能干為假設前提，而這種假設當然是站不住腳的。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公益是如上所述，大部分是私人企業提供的，私人企業的生產活動就是“公益是私而少部分是由私人出于慈善提供的公益，提供這些慈善活動私人，往往是自愿的，因此，他們會自律，并且也受信譽的約束，不會將私人的捐贈中飽私囊。而在政府部門中，那些提供“公益是服務的公務員們就未必有這個激勵，也未必具有相應的素質。這也就是說，在沒有政府壟斷的情況下，社會會挑選出有意愿、有能力從事公益活動人，并形成相關的組織。

如真正貫徹新“兩個凡是”，政府會先從經濟領域退出，然后從社會服務領域退出，這個順序也是符合邏輯的，因為政府自己插足經濟活動是毫無理由的，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接受了這一點，但政府在社會服務領域的退出會慢一些，因為不少人仍然認為政府在這些領域的存在是必要的。

新“兩個凡是”還只是第一步

一定程度上，新“兩個凡是”為政府保留權力留下后路，特別是第二項“凡是”為因此它是不徹底的。某種程度上，我們只需要一個“凡是”就夠了，即“凡違背公平正義法則的，都要糾正”。無論如何，新“兩個凡是”的提出是一個好的跡象，它預示著2012年有可能會成為中國“新改革”元年

上面已經給出了新改革的最終目標和手段，新改兩個凡是”是這一手段的體現，但是新“兩個凡是”還不能完全代新改革的思路，即對原則的遵循。一定程度上，新改兩個凡是”為政府保留權力留下后路，特別是第二項“凡是”是因此它是不徹底的。某種程度上，我們只需要一個“凡是”就夠了，即對凡違背公平正義法則的，都要糾正”

并且在第一個“凡是”中，“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這一條也是值得商榷的：難道競爭機制不能調節的，就需要政府承擔？什么叫有效調節？價格不起作用就不叫有效調節了嗎？

新“兩個凡是”是古典自由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小政府”思路的產物，它有局限性，而這一局限性，由于決策者不能從根本上理解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有關。

我們說新“兩個凡是”還只是第一步，其原因還在于它目前還只是一個“決定”，它的落實并不容易，它特別需要改革者、政治家拿出非凡的決心和勇氣，而不局限于自己的利益計算，如德索托教授所言“人類的改革行為基本上是道德方面的因素推動的，改革者往往愿意為了追求他們心目中那個道德上的善和正義做出重大的犧牲，而基于狹隘的效率標準，這種行為是很難得到保證的。

如果我們認識到，市場經濟的核心不是發展經濟，而是對公平正義法則的認識和服從，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即將在我們面前展現的中國新改革將有全新的面貌。

無論如何，新“兩個凡是”的提出是一個好的跡象，它預示著2012年有可能會成為中國“新改革”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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