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等茅臺酒價格降一半收入分配改革就成功了

2012年10月20日 02:43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馬連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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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書名跟它的作者華生一樣，理性平和，保持建設性的姿態。

他坦言，希望通過這本書思考歷史在行進到岔路口時的方向選擇：是越過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實現現代化和民主轉型的東亞道路；還是墮入貪腐和貧富矛盾激化，動亂革命后仍在陷阱中掙扎的南洋道路。兩條道路，優劣自明，如何實現好的結果才是關鍵。

親自參與了多項重要改革設計的華生相信，良好的機制設計仍是中國未來啟動改革，成功實現轉型的保證。

國企改革核心是去行政化

如果今天央企私有化，那倒真會把中國帶入權貴資本主義。

《中國經營報》：在你的新書中把未來經濟改革的焦點定在國企和土地制度上。我們知道，當年國資委的成型，其實是您最早參與設計并推動的。

華生：對，是我們在1985年提出來的，1986年在專列上我向國務院領導們還做了兩次專題匯報。

《中國經營報》：但現在很多人認為國資委已經成了國企的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是未來市場化改革的最大障礙之一。你對國企直接私有化的改革路徑一直持否定態度，那么，你認為未來國企應該怎么定位或者說它的改革路徑是怎樣的？

華生：我覺得國企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去行政化，即不能政府辦企業，政府辦企業在各國都被證明是有問題的。但也要看到，存在很多大型國有企業不單是中國的情況，金磚國家印度、巴西，包括俄羅斯都是這樣的。俄羅斯曾經把國企都私有化了，國家壟斷資源都集中到私人家族手里，但我們看到，結果造成了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這些獲得巨大利益的私人家族到西方去購買豪宅，花數億英鎊去買足球俱樂部，這種狀況下，社會是很難穩定的。所以，俄羅斯走了一條先私有后來又部分再國有化的路子。很多人說，只要是私人企業，是自己掙來的，我們就服氣。但實際情況是，國家壟斷性資源轉移到私人家族手里的過程，怎么可能沒有官商勾結？我們可以設想中石油、中石化、國家電網如果轉移到私人家族手里，中國老百姓會是什么情緒。這些家族能跟政治沒關系嗎？一般的老百姓能變成中石油的老總嗎？所以，我反對簡單的國企私有化。如果今天央企私有化，那倒會真把中國帶入權貴資本主義時代。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大企業是一定存在的，你不可能都把它拆分了。比如，移動通訊運營商，中國最多搞三四家就不得了了，英國就一家，美國也就是兩三家。所以說這個問題我覺得自己想透了，中國國企要發展的道路是去行政化，是通過資本市場等形式，使它的股份逐步地多元化，使它跟政府的關系越來越少，使它越來越成為一個現代企業。但這不是一步能做到的。中國的經理人文化、法律法制意識的培養都需要時間。我們現在不是沒有做得好的企業，比如萬科，它第一大股東是華潤，你可以說它是個國企，但是它的股權是相當分散的，經理人集團掌控大局，有長遠意識和眼光。這說明中國走這條道路也是可以的。我反對極端化的要求一步搞成，認為國企成了既得利益集團了，要把它們打掉，全部私有化。而私有化的結果就是到私人家族中，到那個時候不管怎么公平，都是假的。老百姓即使分到幾百股，也無濟于事。

土地改革要讓城市化主體歸位

改革土地財政，關鍵是中央政府有沒有決心。

《中國經營報》：你提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應該最終把現在地方政府、開發商以及城郊農民獲得的巨大利益轉移到最需要變成市民的農民工群體身上，目前來看，這其中的關鍵障礙是什么？

華生：我強調土地制度的改革，因為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兩個要素，第一是國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個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財富分配形式。現在看來，太多的人窮是因為沒有房，農民工和外來人口的主要困難就是沒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為擁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漲價，是因為房子下面的地價漲了，所以土地問題是一個關鍵。我們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就是從土地問題上突破的，土地問題突破了，聯產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對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讓位了。如果土地問題沒解決，吃飯問題沒解決好，80年代的城市改革根本搞不起來。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矛盾，貧富兩極分化，可以說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帶來的，現在的社會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為土地糾紛導致的，貪腐相當大的一塊也是跟土地連接在一起的。我們把土地的概念再寬泛一點，包括礦藏可以說都是土地資源。因此，土地已經成為社會經濟政治的焦點，未來的改革必須從土地制度入手。

《中國經營報》：那么，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具體路徑上，你似乎不太認可重慶做的“地票”交易模式，你也一直反對小產權房的合法化。但現有土地制度的很多糾結點似乎很難解開？

華生：我覺得第一個是要先解決方向問題。我認為，這些年來，我們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是有偏差的。中國未來城市化的本質就是農民變成市民，也包括中小城鎮的居民到大中城市來。全球的城市化都是這么一個過程。所謂外來人口，包括兩個部分，主要部分是農民工及其家屬，另外是外地從中小城鎮向大城市移民來的人口。這兩部分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討論，包括在研究土地問題時，基本上把這個主體甩到一邊了，沒有人講他們的事情，好像我們解決土地跟他們沒關系。但實際上，如果農民工不進城，如果不是因為大量外地人口涌到大城市來，就不需要征地，土地也不會持續升值。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現在我們把城市化的主體甩掉了來研究問題，就導致了一系列的政策偏差。

比如我們為城郊農民爭取越來越大的利益，但他們不是真正的城市化的主體，而這樣做導致的結果是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真正的城市化主體要進入城市更困難了。再比如小產權房的問題，城中村農民的房子是小產權房的時候，他租給農民工住，如果直接將這個房子變成大產權房了，他就可能把農民工趕走了。因為，房子值錢了，賣了以后拿到銀行去儲蓄，利息都比原來的房租高很多倍。

所以，我說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解決方向問題，即回到維護保證城市化真正主體的方向上來。

《中國經營報》：你在微博上說過，要拋開現在房地產開發模式，房地分開，進而把現在捆綁在房地產上面的政府和開發商的利益共同體拆開，但在現有土地還是壟斷在政府手中的情況下，這個可行嗎？并且，現在地方財政似乎真的非常緊張，地方政府怎么會主動讓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