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專欄：收入分配改革須從打破行政壟斷入手

2012年10月24日 09:08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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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醞釀了八年，有望在年底前出臺。制訂這個方案的背景是在近年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比如眾所周知，基尼系數已經超過警戒線水平，政府的目的是要減少這種差距，但是，如把直接把減少貧富差距作為目標，對收入進行調節，而忽視形成這種差距背后的機制機理，那么收入差距不僅不會縮小，甚至還會擴大。

國有部門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兩個表現

“權力租”的存在，正是不公正的體現，因為它意味著在這些部門中，相當一部分人不需要付出對社會有價值的勞動，就能獲得較高的收入，也就是收入與其貢獻的背離。據報道，我們國家國有部門的人均收入要遠遠高于私人部門，而在西方國家，卻是相反的

在市場經濟當中，一個人的收入就是他所擁有的要素的價格，這里的要素包括他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住房)等，收入水平，也就是這些要素的價格與它們的邊際貢獻是一致的，如這種要素稀缺，市場需求大，那么其邊際貢獻就大，其價格就高，這種要素的擁有者的收入水平也高，某些稀缺人才的收入非常高，而簡單勞動力的收入比較低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說市場是最講究“按勞分配”的收這里的要勞動當然是指“勞動貢獻”。正是有這樣的機制，市場會鼓勵每個人成為某方面的專門人才，使自己奇貨可居，不具有可替代性，這樣他的收入自然就高了。也是這樣的機制，鼓勵人們往多樣化、專業的領域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形成更為廣泛的分工，從而推動社會福利的增進。

然而，在我們的現實當中，一個人的收入并不總是與他所擁有的要素的貢獻相匹配。在行政壟斷部門，這種情況就非常常見。不難發現，在與行政壟斷相關聯的部門，如政府、國企以及事業單位當中，收入分配機制與市場機制完全不同，一個人的收入不是根據其貢獻大小，而是根據權力的大小，不是根按勞分配”，而是根按級別分配”。這些部門內部是這樣一種分配機制，而對這些部門整體而言，它們的行政權力使它們擁有的“權力租”，這些權力租可以表現為對土地、資本的人為壟斷所獲得的租金、利息等等，這些收益也歸這些部門內部人員所有了。如當前國企，特別是國有金融部門的高收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部門占有了不勞而獲的“權力租”

“權力租”的存在，正是不公正的體現，因為它意味著在這些部門中，相當一部分人不需要付出對社會有價值的勞動，就能獲得較高的收入，也就是收入與其貢獻的背離。據報道，我們國家國有部門的人均收入要遠遠高于私人部門，而在西方國家，卻是相反的。國有部門的收入比私人部門高的不合理性，還體現在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強度一般來說比私人部門的員工低，而其收入卻更高。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須從打破行政壟斷入手

在行政壟斷的情況下，人們就根本無從得知壟斷部門提供的服務中，究竟有哪些服務是社會所需要的，哪些是社會不需要的。國有部門現在所提供的一些服務，很可能已經多余，或其服務質量低劣，早該更新或淘汰

國有部門內部的分配機制“不合理”，以及國有部門相對私人部門較高收入的“不合理”，這兩個“不合理”是分配制度不公正的具體體現，應該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點所在。那么，該如何改變這兩種“不合理”的狀況呢？很簡單，關鍵就在于打破這些部門的行政壟斷，利用市場來提供原來被政府壟斷的公共服務。

因為，如上所述，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一個人的收入和其所擁有的要素的貢獻趨于一致，這才是公正的。相反，如不打破行政壟斷，那么這個人的貢獻與收入可能是脫節的，因為這時不存在評價機制，消費者對服務評價的好壞不會影響到服務提供者的收入。這時不不公正的收入就不容易被揭示，從而可能長久維持。

另外，在行政壟斷的情況下，人們就根本無從得知壟斷部門提供的服務中，究竟有哪些服務是社會所需要的，哪些是社會不需要的。國有部門現在所提供的一些服務，很可能已經多余，或其服務質量低劣，早該更新或淘汰，但由于其壟斷地位的存在，這個狀況難以改變，一些國有部門的工作人員仍然可以“假裝”工作人并獲得較高的收入。

市場并不意味著生活水平差距的擴大

不同的人的能力有差別，但是即便如此，弱者也是市場的受益者，某種程度上，富人的努力恰恰是幫助了窮人，這是市場制度的奇妙之處，這種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表現為生活水平的差距上

只有市場才能確定每個人的合理的收入“應該”是多少，政府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市場一定意味著收入差距的擴大嗎？這個問題的回答牽涉到對市場的理解。在抽象意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可以想象收入差距會比較大，因為不同的人的能力有差別，但是即便如此，弱者也是市場的受益者，某種程度上，富人的努力恰恰是幫助了窮人，這是市場制度的奇妙之處，這種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表現為生活水平的差距上，也就是說，富人和窮人之間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會有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那么大。

另外一個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市場也會形成某種調節收入的機制，減少收入差距，避免差距擴大，這是市場機制本身的一部分。只要這種調節收入的制度不損害市場競爭，同時也是人們自愿接受的，準確地說，是自發形成的，那么就不能一概地否定。相反，如果是政府強制的收入調節機制，那就值得懷疑。

因此，市場并不排斥人們建立各種自發的調節收入的制度，或人們有意地縮小收入差距的努力。比如在挪威，企業高管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別不是很大，人們之間收入差距不懸殊，這使得這個社會更加和諧。這種調節收入的制度可以視為事后的制度，而前述有關產權和競爭的制度是事前的制度。

可見，市場絕不意味著收入差距擴大，準確地說生活水平差距的擴大。那些認為市場將擴大貧富差距的人，是沒有看到市場中有這種調節收入差距的制度存在，把市場想象為真空。當然，這種有助于縮小差距的制度，無論是“事前的”還是“事后的”，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們在“善”和“正義”的方向上付出努力的結果，因此，可以說是“道德”的產物。

如果沒有公正合理的制度，那么市場就不可能起到為改善人們的境遇的作用，相反，有可能成為弱肉強食的場所，比如當下的股市，人們怨聲載道，人們難以從中獲得“財產性收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支撐這一市場的制度缺乏公正合理性，導致其成為了弱者的絞肉機，權貴們的吸金池。

以上的論述也表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其實不僅僅是“收入分問題，而是更大范圍的“制度”問題，它與最近提出的新“兩個凡是”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政府不從公共服務領域退出，如果公正的制度不能建立，那么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就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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